尽管此前已有许多研究证明了同性父母家庭的孩子们在任何重大方面都与异性父母家庭的孩子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很多人还是认为同性养育会给孩子的心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本研究使用问卷法探讨了中国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对同性家庭儿童发展及同性养育的观念和态度,以及一些影响因素。本研究使用的测量对同性家庭儿童发展和同性养育观念和态度的量表各自包括两个有意义的分量表。前者包括个人反对和规范反对:个人反对（Individual Opposition）代表的是比较传统且保守的看法,指的是同性养育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个体角度出发的观念,即相信同性养育本身会对儿童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规范反对（Normative Opposition）,代表的是比较温和且现代化的观念,不再着眼于同性养育本身会对儿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是担心这些孩子们会因为自己的家庭模式和父母的性别和性取向遇到许多现实问题,比如被同龄的孩子们排斥、孤立甚至是霸凌。后者包括育儿技能和育儿调节:育儿技能（Parenting Skills）,评估的是参与者多大程度上认为同性父母具备照顾好自己孩子的技能和能力;第二个分量表叫做育儿调节（Parenting Adjustment）,评估的是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同性父母可以处理好这种新型家庭模式带来的挑战和困难。研究一旨在探究中国同性恋者的内化的对同性恋者的负面态度（内化同负性）、社会支持、同性恋性取向的病因学观念（遗传或习得）以及矛盾性别歧视（善意性别歧视和恶意性别歧视）对中国同性恋者关于同性家庭的儿童发展以及同性养育的观念和态度的影响。746名同性恋者（490名男性、256名女性）的结果指出,男性、内化同负性程度较强、越倾向于将同性恋性取向归因为习得的同性恋者对同性家庭儿童发展的个人和规范角度的观念越消极,同性恋者的善意性别歧视预测了其规范角度的消极观念,恶意性别歧视预测了其个人角度的消极观念。而内化同负性程度较弱、越倾向于将同性恋性取向归因为遗传、规范角度的消极信念越弱的同性恋者对同性养育育儿技能和育儿调节角度的观念越积极,同性恋者较弱的个人反对角度的消极信念预测了其对同性养育育儿技能角度的较强的积极观念。研究一的结果不支持中国同性恋者的社会支持对同性养育态度的直接影响,然而内化同负性的影响被证明,考虑到内化同负性和社会支持的紧密联系,研究二旨在验证社会支持是否会通过内化同负性影响对同性家庭儿童发展和同性养育的观念和态度。使用Mplus 8.3检验了链式中介模型,结果证实了假设,链式中介作用存在:同性恋者的较低程度的社会支持导致了较高程度的内化同负性,继而导致了对同性家庭儿童发展更负面的观念,最后造成了对同性养育的负面观念和态度。研究三收集了654名异性恋者的数据用以和同性恋者的数据加以对比分析,其中包括266位男性和388位女性,异性恋者数据中的所有变量均和同性恋者的数据中的变量一致或等值,除了内化同负性这一变量在异性恋者中等值为同负性,其余变量均采用相同的量表测量。所有参与者的结果发现,在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面,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结果虽然各有些微的差异,但并无本质的差异。总的来说。男性、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态度更差、更倾向于将同性恋性取向归因为习得以及矛盾性别歧视程度更强烈的参与者对同性家庭的儿童发展以及同性养育的观念和态度更加消极。其中异性恋者的社会支持和他们的观念和态度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个结果凸显了同性恋者的社会支持对他们的重要影响。此外,所有参与者,无论性取向和性别如何,个人反对角度的负面观念都比规范反对角度的强烈,且育儿技能角度的负面观念都比育儿调节角度的强烈。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总的来说,男性、异性恋、对同性恋者态度更差、更倾向于将同性恋性取向归因为后天习得的受访者、矛盾性别歧视程度较强的参与者更可能认为同性父母对儿童发展有负面影响并且对同性养育的态度更消极。（2）同性恋者的社会支持通过内化同负性影响了他们对同性家庭儿童发展和同性养育的态度。（3）中国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对同性家庭儿童发展和同性养育的观念仍然较为保守和直接,这说明参与者认为孩子的父母应该是一个妈妈和一个爸爸,这两者都不可忽缺且无法替代的观念依然存在。这些发现增加了我们对人们对同性养育态度的了解,尤其是补充了中国同性恋者的数据,这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至关重要。而在这些态度的背后,我们认为相关法律政策的缺乏以及对相应科学研究和知识的不了解起着重要的负面作用。因此,制定旨在减少偏见和歧视、保护性少数群体权利的法律和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会改善人们对同性父母的态度,也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社交媒体应该通过公益广告和教育节目,加强对同性恋者和同性养育的准确科学知识的传播,因为增加了解是改变态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