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健康统计报告显示,在全球所有地区和文化背景下,抑郁是发病率最高的精神卫生疾病,据估计大约有十分之一(6.76亿)的人罹患抑郁(WHO,2016)。国内外研究一致表明,青少年阶段是抑郁发病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青少年抑郁的严重程度和发病率均显著增加(Avenevoli,Swendsen,He,Burstein,&Merikangas,2015;Hankin,2015)。抑郁的严重程度在青少年中晚期发展到顶峰并开始接近成人抑郁水平(Natsuaki,Biehl,&Ge,2009;Twenge&Nolen-Hoeksema,2002)。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有8~20%的小于18岁的青少年受到抑郁的影响(Naicker et al.,2013)。因此,考察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发病机制迫在眉睫。在有关抑郁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环境因素和遗传基因的作用。但是当前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近二十年的研究主要关注单基因与环境对抑郁的影响,忽视了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其次,虽然早有研究提出了“基因—内表型—行为”这一理论框架,但很少有研究对这一基因作用路径进行考察,同时也仅有少数几项研究对环境变量参与这一过程的机制进行探索。第三,有关研究对象,研究者更关注成人抑郁的发生机制,其被试多为罹患重性抑郁障碍的成年人或具有创伤经历的特殊群体,对青少年抑郁研究较少。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采用为期3年的追踪设计考察多巴胺系统多基因与同伴环境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探索多基因在青少年抑郁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联合作用。(2)在“基因—内表型—行为”框架下,考察多巴胺系统多基因通过气质特征对青少年抑郁影响的中介机制。(3)考察双向关系水平和群体水平的同伴环境因素对“多基因—气质—抑郁”中介作用路径的调节效应——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4)比较并整合不同水平的同伴环境的作用过程,构建多基因与同伴环境对青少年抑郁影响机制的整合模型。本研究是张文新教授主持的追踪研究课题《多基因与环境对青少年早期抑郁的动态影响及中介机制》的一部分。被试来自山东省济南市,从初一(13岁)开始连续追踪测评3年,具有基因数据且有效的被试1010名(初次测评平均年龄13.32岁,男生498人)。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了青少年抑郁、易受挫性/恐惧、身体/关系侵害,采用同伴提名测量青少年同伴接纳和拒绝,采用唾液样本提取dna,运用massarrayrt3.0.0.4和massarraytyper3.4(sequenom)测评了4种多巴胺系统基因(comt基因val158met多态性、dat1基因rs27072多态性、drd2基因taqia多态性和drd2基因a241g多态性)。综合运用spss21.0、r3.2.2和mplus7.0进行数据分析,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在多基因对青少年抑郁发展的联合影响部分,本研究具体发现如下:(1)在抑郁的严重程度上,在13~15岁青少年中,青少年抑郁水平总体随年龄呈上升趋势,但在14~15岁时青少年抑郁的增长趋势变缓。在13~15岁时均未发现青少年抑郁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抑郁的普遍性上,13~15岁青少年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加,但符合抑郁诊断标准的抑郁检出率不超过10%。(2)comt基因val158met多态性、dat1基因rs27072多态性、drd2基因taqia多态性和drd2基因a241g多态性这四种多巴胺系统基因以一种累加的作用方式而非上位性(交互作用)方式联合影响青少年即时抑郁水平。个体携带的风险等位基因条数越多,即多基因累加分越高(多巴胺系统功能活性越低),则青少年抑郁水平越高。这一作用模式为单胺缺陷假说提供了支持。(3)多基因累加分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2、在多基因通过易受挫性/恐惧对青少年抑郁的中介机制研究部分,本研究具体发现如下:(1)较高的易受挫性(行为趋近系统缺陷)和较高的恐惧(行为抑制系统过度激活)是青少年抑郁的预测源,这为抑郁的动机理论提供了支持。(2)多基因累加分能够通过易受挫性影响青少年抑郁,表现为多巴胺累加分越高(多巴胺系统功能越低)则其易受挫性得分越高(行为趋近系统功能缺陷),个体罹患抑郁的风险越大。这一结果为“多基因—内表型—抑郁”这一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3)多基因累加分通过恐惧影响青少年抑郁的中介路径不显著,相比恐惧(行为抑制系统),易受挫性(行为趋近系统)与抑郁的关联更强。3、在同伴环境因素对多基因中介作用路径的调节效应——有调节的中介机制研究部分,本研究具体发现如下:(1)从主效应上看,多基因累加分与同伴侵害与同伴关系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较高多基因累加分和同伴拒绝、身体侵害、关系侵害是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素,而同伴接纳是青少年抑郁的保护性因素。(2)同伴关系侵害与多基因累加分交互预测青少年抑郁,其他环境变量与多基因累加分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在高同伴关系侵害环境下,多基因累加分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但是在低同伴关系侵害环境中,多基因累加分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一交互作用模式符合“素质—压力”模型。(3)同伴接纳不能调节多基因累加分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4)同伴拒绝能够调节多基因累加分经易受挫性到抑郁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路径。具体表现为在高同伴拒绝的青少年中,存在多基因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而在低同伴拒绝的青少年中,多基因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不存在。易受挫性与同伴拒绝的交互作用模式符合“素质—压力”模型,即在消极同伴环境中,高易受挫性的青少年更容易罹患抑郁,但在积极环境中,高易受挫性与低易受挫性的青少年抑郁水平不存在差异。(5)身体侵害不能调节多基因累加分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6)关系侵害能够调节多基因累加分经易受挫性到抑郁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路径。具体表现为在高关系侵害的青少年中,存在多基因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而在低关系侵害的青少年中,多基因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中介路径不存在。多基因与关系侵害对青少年易受挫性的影响与其对抑郁的交互作用模式相一致,均符合“素质—压力”模型。4、在不同类型同伴环境整合模型研究部分,本研究具体发现如下:同伴拒绝和关系侵害作用于多基因经易受挫性到抑郁的不同过程,关系侵害能够调节多基因到易受挫性这一路径,而同伴拒绝能够调节易受挫性到抑郁这一作用路径,但是多基因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且也不受同伴环境的调节。本研究作为首项采用多基因遗传指标考察遗传与同伴环境对青少年抑郁影响机制的研究。本研究不仅为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为“基因—内表型—行为”这一中介路径提供了实证支持,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同伴环境指标作用于“基因—内表型—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不同过程,虽然对这一发现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但是这对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和及时干预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