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传播研究中，媒体传播与个体风险感知的关系问题是重要的研究命题。本研究以食品安全议题为分析个案，运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媒介效果、媒介文本和媒介生产三个层面中的相关问题，对媒体传播与个体风险感知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调查研究。按照由宏观媒介效果至微观新闻产制的研究逻辑和分析框架，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个体风险感知与媒体传播间的关系及相关影响因素，尤其是考察媒介可信度的调节效应和信息处理策略的中介效应。在媒介效果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系统地考察食品安全议题的媒介报道框架及报道偏差。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还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从事食品问题新闻报道的媒体人进行访谈，通过探讨食品安全报道的新闻生产常规及其规制因素，来探讨社会风险议题的新闻产制问题。最后，本研究结合既往研究和相关理论，对以上研究结论进行分析探讨。　　食品安全问题充分体现了风险的两大重要特征:严重性和未知性。通过问卷调查(受访者人数N=642)发现，媒介使用显著影响到个体风险感知程度，但这种因果关系较为复杂。电视使用时间正向影响到个体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社交媒体显著正向影响到风险未知性感知程度。报纸、电视和网络等不同媒介的依赖程度均显著影响到公众的风险感知程度。对不同媒体中具体风险信息的关注程度正向影响到个体的风险严重性感知程度。个体的信息处理策略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并对媒体传播与个体风险感知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媒介可信度在个体风险感知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电视媒体。电视可信度越高，个体对风险严重性感知程度越高。媒介可信度对信息关注度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关系存在调节效应。信源(政府官员、企业经营者、专家学者)可信度越高，个体的风险感知程度越低。　　通过内容分析(报纸篇数N=683)，研究发现媒体的食品问题报道存在结构性失衡的特征，这种失衡体现于问题呈现、消息来源、新闻主体和主题框架等方面，从而影响到个体风险感知。研究发现，媒体报道以呈现“问题预防”和“问题治理”阶段为主，但忽视对问题发生和追踪阶段的调查分析;消息来源绝大部分来自官方渠道，公众报料和独立调查报道等信源较少;消息来源的引述多元化程度很低，偏重于单方引述官方言论;新闻主体侧重于强调政府形象，包括突出其工作动态、业绩和治理手段，价值倾向以正面肯定为主。对企业及产品问题则进行揭露、曝光，同时也报道企业重视改进食品问题的行为;在新闻主题框架中，“政府行动”框架占据最多比例，其次是“企业问题框架”，“企业形象公关框架”也在新闻报道中时有出现。研究反映出媒体具有作为政府治理技术的功能，同时媒体存在作为体制性利益表达管道的公平近用问题。　　媒体作为社会风险信息的“转述者”，在转述过程中受到自身工作模式和多种因素的制约。通过对14名媒体人的深度访谈，本研究试图分析食品问题报道的新闻常规及规制因素，从而管窥风险信息的新闻生产过程。新闻报道受制于时间节奏、空间网络、新闻事实选择和新闻价值标准等生产常规;媒体与不同消息来源展开互动和博弈，并受制于国家和市场的控制，比如，在食品问题报道中，政府禁令和设防较少，但企业干预和公关较多。另外还存在媒体组织利益、考评体系和自我审查的问题。这些日常实践和规制因素影响到风险信息的转述可能性和客观性。以上资料都反映出新闻是一种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社会知识”，具有意识形态的效果。在风险议题报道中体现为信息遮蔽、报道失衡和主题类型化等特征。这些因素影响到风险议题的媒体报道内容，进而影响到个体的风险感知、评估和判断。　　在风险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思考风险的利益相关者问题，包括风险的源头和制造者，风险的治理者和风险的受影响者，还要分析风险信息的生产、传播、流通、转换、输入和输出等问题，这是因为风险信息影响到个体的风险感知、政策支持和公共参与。在风险传播中，政府需要正确对待风险治理中的宣传问题，媒体需要强化全面、平衡、公正报道，体现风险分配正义，促进风险利益群体的对话协商，同时公众需要提升使用和分析信息的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