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是组成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仅有占世界7%的耕地总面积。以这么少的耕地,要养活这么多人口,使得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非常严重的饥荒,因此,不管是学术界、政府、民众都应具备粮食安全意识,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如此重要,引发了学术界对于粮食安全政策的研究热潮。建国以来,以土地改革为起点,我国粮食安全政策跨越了不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经历了50多年的演变,与国家每一个重大改革都密不可分。粮食安全政策具有基础性与重要性,它可以调节国家粮食供需状态,决定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影响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对粮食安全政策的研究大都侧重于粮食供求、粮食交易等方面,对整体粮食管理却少有分析。本论文以政策范式视角为出发点,阐述了我国粮食安全政策的演变历程。自建国以来,在每一时期我国粮食安全政策都具有鲜明的阶段特色。从1949年到2006年,我国粮食安全政策范式变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本生存型”范式。时间跨度为1949~1952年。这一时期,中国刚刚经历了动荡的战争时代,人口数量突然增多,粮食供需关系紧张。在国际不看好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落后的情况下,我国政府以“农业第一位”为政策制定理念,以“粮食增产”为政策目标,开展土地改革、农民互助合作运动,其目的为了恢复农业发展、粮食生产,以保证民众的基本粮食需求,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为“保工业生产型”范式。时间跨度为1953~1977年。这一阶段,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中国政府认识到只有发展经济,发展工业,才能摆脱困境,使中国向着工业强国的方向迈进。因此,当时政府以“工业为中心”为政策制定理念,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为政策目标,采取人民公社、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工具,大力发展农业,抽取农业剩余为发展工业提供经济基础。第三阶段为“消费与生产并举”范式。时间跨度为1978~2006年。在这一时期,国家工业化发展步入正轨,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农业发展迈入现代化阶段,政府以“改革”为政策制定理念,以“调整农民利益”为政策目标,采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农业科技政策等政策工具,推进农业现代化。2006年以后,新出台的粮食安全政策有了一些新动向,分别从粮食生产、粮食储备和食品安全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我国粮食安全政策渐渐回归到“粮食安全”的本质内涵上来,重心放在了粮食消费方面的健康与稳定。但是这种变化能否上升到范式变迁层面,还有待分析研究。以上范式都要经过生成、动摇与变迁的过程。“基本生存型”范式已经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格格不入,国家想要解决问题,“保工业生产型”范式应运而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保工业生产型”范式中的政策工具已经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动荡与“左”倾思想路线,使农民群体的直接利益受损,出现了潜在的粮食安全危机,于是政府需要对粮食安全政策进行改革,“消费与生产并举”范式诞生了。“消费与生产并举”范式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秉持着发展现代化农业的目标,在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后一范式是对前一范式的继承、改革与创新,各范式层层递进,未来我国必将构建一种路线切合实际、决策科学、执行规范、分权合理的粮食安全政策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