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1644)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重要王朝。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从明朝中叶开始，江南的某些农村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别是在明朝的中后期，其变化更大，对当时的政治和人们的思想等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茶法作为整个明朝封建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本课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章茶法。分茶政之役、茶仓及其他茶务机构和私茶法。自明朝开始，国家设立了茶政之役，正式管理以茶易马的互市活动，这种机构被称为茶马司。明朝政府在陕西、四川等边境地区设置的茶马司，主要管辖西南、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同时职掌地方茶政。而腹罩地区的民间茶叶贸易，则不归茶马司经营。第二种机构是茶仓。这是明代茶法的重大变化之一，标志着纳粮中茶贸易开中制的确立。与此同时，明朝廷还制定了完善的茶法，包括有关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引由制度及具体管理方法；榷茶政策，确保茶叶生产与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对于贩运私茶者进行严厉的制裁，其目的就是更好地以茶治边。遣行人、御史巡茶，是明朝廷管理茶叶交易政策的重要内容。由此可知，鉴于明初的特殊环境，朝廷是以茶叶贸易作为制驭境外少数族的工具，并形成了极为严密的茶叶生产与贸易体制。为了保障茶业生产与贸易的官统制制度的实施，又实行榷茶的法的体系，以确保政府的财政、军事之需。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现实中所谓的榷茶难以实现，即使在统治集团的观念形态上，相当大程度上对明初的榷茶有所松动，但这一变化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明代茶事制度。明朝实行严格的编户齐民制度，同其他军、民、匠等户役户一样，茶户是专门承当朝廷茶课的人户。明朝茶事制度包括：茶户编佥制度。通过户役制，以户籍户帖为手段的编户活动，对于明朝茶业起着支配的作用；茶户清审制度。明朝对待茶户，依其祖制实行役户人丁清审制度，从而增加了官收茶课数额；茶课制度。明朝茶课制度的核心内容是茶课由官收买，而不得私卖与人，即官收茶制，具体办法是实行计株纳课法。依此原则，还规定了各产茶区上纳茶课的总数。尽管明朝通过严格的户役编佥、清审制度和茶课制度，达到了政府在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但同其他经济制度一样，随着明朝统治日趋式微，其各项茶事制度必将走向衰败，并影响到明代官控茶马贸易的发展。 第二章阐述明朝的茶马贸易制度。本章内容包括差发马制度。与其他朝代相比，明朝是唯一在与境外少数族的茶贸易中实行“金牌信符”制度的朝代。金牌信符制是明朝政府对“西番”实行差发马制的主要内容之一。金牌信符是一种铜制的牌状勘合，专门用以作为明朝同境外少数族进行茶马贸易的比对凭证，起到以绝奸欺的作用。但由于大批番族向内地迁徙，导致金牌信符制的解体，明朝廷又改为“行人制度”，它是差发马解体时期的过渡性的制度。金牌信符制实行的目的，在于确保西番降服各部落有一定量的马匹上缴朝廷，即所谓的差发马，包括收买、茶易、粮马等。在茶马贸易中，茶叶与马匹价格的制定，就原则性定价而言，由朝廷对茶马比价作出规定，由于布、绢、米、钞等物资也参与茶马贸易，因此，明朝政府对相关的比价也加以制度性的规定。朝贡马制度是明朝政府对乌思藏、四川朵甘、甘肃、青海等地的西番，由朝廷赐给茶叶的朝贡马制度。在朝贡过程中，朝廷对贡马西番给赐的茶叶远远多于差发马，致使西番贡使逐渐增多，明朝廷准许贡使在茶市场上额外购买茶叶的市易茶制度，最终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国内外茶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总之，明政府实行的朝贡贸易制度，对于中原汉族地区同境外少数族经济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章官茶运输体制。明朝的茶马贸易完全由政府控制，其运输体制也必定是朝廷主宰。从总体上看，其运输方式有：一是官运，即由官设运茶所负责解运。主要是将四川茶运往陕西等西北地区。陕西汉中地区的茶产因其产量有限，实际上在明初的茶马贸易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二是民运，其中又包括以“商运”、“解茶大户”为主的多种运输方式。在各种运输方式中，官运和解茶大户的解运具有徭役的性质。它们的区别在于官运是官府编发的运茶夫徭役，这种劳役显然是由产茶州县的地方政府征发的力役或由官设茶运所以军夫管运茶课；而解茶大户则是由茶户中的收茶大户承担解茶大户，由产茶州县支付一部分脚价，招募人夫解运，在受朝廷控制与支配的课茶官运体制下，由于官运和解茶大户制度很难解决官茶课的运茶脚价问题。明朝廷不得不改行召商买茶制，即由朝廷出示榜文，由山西、陕西等地方的富商巨贾，自出资本至产茶地而汉中府收买官茶，然后将所买官茶运到茶马司，经茶马司官验收后偿付其买茶及运茶的价银。在这种制度下，民间商人开始介入这一传统的由朝廷控制的茶叶贸易领域，这为商买茶制度的形成提供了背景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召商买茶运茶制与传统的官运茶体制相比，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章明中期后茶制度。明朝中期后由于官方茶马交易已出现严重的危机，表现在西番上纳的马匹多为瘦小赢弱的“下马”，传统的茶马贸易渠道丌始脱离明朝廷设定的“差发马”的茶马贸易框架，而朝民间茶马贸易的方向发展。同时，由于茶法日渐松弛，国家茶马交易的能力日益减弱，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动员民间商人资本参与国家的茶马贸易活动，以维系朝廷的茶马贸易利益。与前期相比，明朝中期后茶法变化的显著之处是实行召商中茶制和开中商茶制。所谓召商中茶制，主要是以吸收民间商人资本，解决朝廷军需物资的转运问题。开中商茶制则是在官运茶课制上吸收民间商人资本的前提下，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招商，是明朝边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说，召商中茶制度是明朝茶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明朝中期后茶叶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这一制度变迁一方面加速了传统官统制茶叶制度的解体，另一方面则有力地促进了民间茶叶贸易的开展，最终导致中国传统茶叶市场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本文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事实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明朝茶法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特定历史阶段中某一具体的法律制度的研究有新的推动。在明朝茶法课题研究过程中，必须强调的几个问题是： 一、尊重史实，尊重历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匠难以建造无材的屋宇。中国以往的学者中有入主张“竭泽而渔”，有人说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些话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找什么样的东西。哥白尼谈到他的前辈时说：“他们的做法是，或者略去一些本质的东西，或者承认某些外来的而且完全不适当的东西”。我们要利用所有的文字和实物的有用资料，更要自己动手去发掘新的资料。这样才可能正确说明历史的本质的东西。简单地凭别人现成的资料去做研究，好比矮子观场，只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舞台上演出的实况他并不真正了解。所以，要想揭示茶事法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只弄清法律的条文和含义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法律条文产生的大的历史背景，以及这些法律实施的实际情况。惟有如此，才能够做到从立法到司法，从理论到实践，科学地把握特定历史制度的全貌。历史资料千头万绪，令人目不暇接。我们需要详细占有的是科学研究的材料，绝非凡是以往的记载，都是我们应该无止境地去追求的东西。资料应当反映事物的本质，以及资料与观点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二、要把明朝茶法研究放在整个中国法制史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茶法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历史的发展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中国古代茶法在发展中经历了极不相同的路程，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一课题的一切问题，不能忘记了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它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发展中经历了那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找到这一事物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朝茶法是中国古代茶法的继续和发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明朝茶法表现出不同于以往茶法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明朝茶法放在整个中国法制史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从多方面揭示出中国古代茶法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将能给人以启示和教益，将能帮助我们从宏观角度去观察中国古代茶法的过去和未来，帮助我们去探索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茶法。 三、科学地对待中国古代的法学遗产“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③中国古代的法学遗产是相当厚重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法律制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当时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是一定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法律制度的特色的形成，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系统地分析研究法律制度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继承优秀的法学遗产，完善今天现有的法制，正是我们要达到的终极目的。 研究结论。通过对明代茶法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从茶法体系来看，在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的情况下，民事法规范与刑事法规范结合更加紧密；从茶法内容上来看，茶法规范日益细密，且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明代茶法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对法制文明的扼杀，尽管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很早，但却始终不能正常发展。由于茶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视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商品，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被历代王朝严格地加以控制，并纳入传统经济运行的轨道之中，有关的茶法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从茶法的视阈予以研究，有助于我们挖掘蕴藏在这一博大精深的法文化背后的宝贵遗产，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茶文化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