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从词源上就具有应用的向度,在早期的古典诠释学里,应用也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由施莱尔马赫所肇始的现代诠释学在借助科学方法来实现诠释学的普遍化转向的同时,遮蔽和遗忘了应用作为诠释的基本要素的内涵。伽达默尔立足于现象思维和此在的生存论,回归古希腊理论即实践、实践即应用的思想传统,“重新发现”了应用作为普遍与特殊之中介是与理解和解释三位一体、内在统一的要素,应用问题关乎文本的同一性与理解这一文本所必需的具体境况之间的张力,是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哲学诠释学和普遍诠释学诚然都提出了应用的任务,但这两种应用显然是不同的。普遍诠释学所提出的是一种科学技术的应用,意在运用技术性知识去统筹特殊性、通达客观性,这实际上以技术的合理性遮蔽了应用本身的合理性。哲学诠释学则认为,应用不是指导理解应该如何做的方法论要素,亦即不是去用普遍规范和约束特殊,而是让要理解的文本与使其意义得以展开的视域相遭遇,让普遍在特殊之中切实发生出来的存在论事件。就此而言,应用就是诠释开显真理的实践智慧。应用作为理解的实践智慧揭示了,对文本普遍意义的探索从来都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必然与个体的特殊关切相关联。在诠释中所开显出来的文本意义就是诠释者自身在世存在的可能性,在以对话参与为形式的诠释实践中,生成着具有实践智慧的诠释者。实践智慧是基于文本与诠释者之间存在时间间距、也就是陌生性这一诠释的事实,在诠释者和文本视域的融合和效果历史的生发作用中得到具体实现的。在诠释过程中,作为实践智慧的应用受到对传统的隶属性的规范和制约,但这种历史有限性同时也是诠释之创造性的根源,无边界的开放只会滑向虚无,诠释学的首要原则是理解的历史性。理解的历史性原则强调没有更好的理解,只有以不同方式在理解,每一次进行诠释的视域是不一样的,对同一个文本会产生不同的诠释学经验,因此就存在着哲学诠释学对应用的强调具有相对主义倾向的质疑。但相对主义本质上与客观主义分享同一个前提,即预设对象有在先的客观意义。哲学诠释学根本不认为存在一个无历史性的文本的客观实在,只承认在诠释过程中出现的文本的“事情本身”,它诚然具有一种相对性要求,但绝不是相对主义的。哲学诠释学的应用理论对道德普遍性例外难题的解决就是其能够超克伦理实践困境、消解相对主义难题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