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法”是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艺术理论,是品评传统中国画的主要标准。其“随类赋彩”一法可谓是画史上最早的绘画色彩学理论,奠定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学基础。本论文将通过《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检索,从“随类赋彩”的历史语义考证出发考察不同时代下色彩观的流变。“类”字作为“随类赋彩”中具有指向性的关键字,在诸子百家的典籍中其字义几乎涵盖了世间万物的分类法。对“随类”的研究前人考察不全面,经检索“随类”一词连用最早出现在《汉书》中,后逐渐在佛典翻译中被使用。故“随类”在天人感应的背景下,经过佛经翻译被应用到佛典中,且作为佛教术语得到广泛使用。“赋”字并非仅代表直白的设色手法,而是在当时骈赋文学的背景下体现了一种富有思想的动作,展现了画家的自我能动性。“彩”是后起之字,在魏晋南北朝以前,以“采”代“彩”,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彩”字被广泛使用,意味着对于自然色彩的关注。通过这样的逐字考证判断“随类赋彩”其本义为顺遂万物的类别铺陈色彩,其中万物的分类法既可指形而上也可指形而下的层面。在存世的绘画作品中,也可体验到这种色彩观的流变。如汉代以前的帛画背景多呈赭红色,根据帛画的特点和思想史研究判断,绢地的赭色很有可能代表真实的土的色彩。这一现象在佛教壁画也多有出现,对“土地”的描画象征一种脱离现实的彼岸世界的存在,壁画洞窟正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净土世界。宋时“格物”观念盛行,在绘画上表现为“写生”。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以石青色铺满整个画面,对石青色的使用可能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真实的天的关注有关。这个现象如同用手机对着天空拍摄得到的现象一致,此时背景色正是呈现天空的蓝色,故石青背景色可以理解为屋顶上空的景象。徐渭的“舍形悦影”观既有阳明学的观念,也隐藏着佛学观念。从“影”观念出发进行绘画创作,可见以水墨写意的形式呈现是顺理成章的事。通过还原“随类赋彩”之本义才能在当下美学中去夯实理论,这也助于理解色彩观在不同时代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