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人文研究领域内的“空间转向”热潮引发学者们对空间问题进行深层次地解读,空间理论渐渐形成跨学科的立体式发展,涉及到地理、哲学、文学评论等不同方向。在此理论背景下,空间问题进入到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的学术视野中,讨论呈现两大趋向。一类学者将考古的具体发现和社会、经济系统相结合,力图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譬如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胡克(Della Hooke)详细调查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定居情况和周围地景,深入探究当时经济生活结构。另一类研究者们致力于剖析空间地理概念和文化传统间的关系。文化地理学家豪依(Nicholas Howe)在其著作中解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土地、家园的理解与其日耳曼部落移民身份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研究的对象都主要集中于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献。相较而言,有关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讨论还停留在概要式层面,现有讨论多将文学作品中的地点和地景简单视为叙事发生的场所,未能充分开掘重点地景的空间意义和文化内涵。本篇论文聚焦盎格鲁-撒克逊研究鲜有讨论的荒野问题。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文化特征,荒野研究十分必要。一方面,在盎格鲁-撒克逊各族不断迁徙、定居和改造自然的进程中,荒野一直作为重要的地景存在,因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荒野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与他们回望历史的感情纠缠于一起。另一方面基督教在当时社会的传播赋予了荒野更多象征和宗教层面的意义。由此可见,荒野研究有助于考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日耳曼和基督教两大传统的交汇及相互作用。本篇论文旨在阐释和分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荒野意象及相关主题,以探究社会和文化因素在荒野景观中的表征特点。尤其观察荒野和其居住者之间的互动,探讨个人与自然、社会群体和上帝之问的多维关系,揭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个人、民族身份的构建与外部环境的复杂关联。论文运用现代空间理论、生态批评和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展开讨论,尤其需注意两点立论基础。首先研究借鉴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三重性理论,从物质存在、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不同维度剖析荒野的意义和功能。其次在分析中引入阈限概念。在人类学研究范畴内阈限指称个人发展过程所经历的中间环节,在空间研究视角下这一概念特指不停跨越不稳定边界,实现转移的过程。因此阈限既可用于研究荒野的空间特征,也提供了观察荒野中边缘人物发展的重要角度。在此理论基础上,论文始终关注荒野呈现的层次以及流放者与荒野间的交互关系。全文由六个部分构成,包括引言、四个主体章节和结论。引言部分首先详解了荒野的内涵及其包含的要素,接着梳理和总结了盎格鲁-撒克逊研究领域内空间和荒野地景的讨论,最后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目标和方法。第一章分析智慧文学和英雄史诗《贝奥武甫》,论证表明荒野应被视为人类社会的“他者”,二者虽处于对立位置,荒野却帮助界定文明地带和定义人性。本章的第一部分首先指出荒野在盎格鲁-撒克逊世俗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恐怖的特征,例如暴风雨中的海景、危险的沼泽、漆黑的峭壁和不祥的深潭等等,常和怪物联系在一起,是人类社会的敌对者。荒野的这一特点呼应了盎格鲁-撒克逊各族起源故事中充斥着的怪物特征和混杂状态,反映出日耳曼传统文化对人们认知自然产生的影响。本章的其余部分通过细读《贝奥武甫》这一重点文本,分析文明和荒野间如何体现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关系。诗歌中英雄和怪物的搏斗在空间上表现为代表人类文明的宴会大厅和象征落后的自然荒野间的冲突。笔者将二者间的对立置于水平—垂直方位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叙事中两大空间边界极不稳定,且相互投射和并行。同时主人公贝奥武甫在史诗开始阶段和怪物一样,同属于边缘人物。荒野不仅只是人兽争斗之地,更是直接检验英雄能力的场所。贝奥武甫的荒野之旅是其完成精神成长的必经过程。早期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这种对立显示了人类区别于其它生物的社会性,特别凸显出了英雄保卫社会空间的能力。第二章分析四首古英语抒情诗歌《流浪者》、《航海者》、《妇怨》和《武尔夫与伊德瓦塞》,探讨外部地景如何具象化边缘人物的内心活动。《流浪者》《航海者》中的荒芜海景和严酷气候充分刻画了荒野景观。这些外部空间的特征同时承担了展现人物内心荒凉的功用。将对荒野的理解由外部世界拓展至人物内心表现出在当时动荡的政治背景下社会对于个体存在所具备的重要意义,群体生活是个体稳定身份的重要保障。流放者的悲哀根源于个人与群体社会间关系的断裂。这种对集体的依赖集中体现为抒情诗歌中主人公对家园的向往,流放在荒地的叙述者们处于一种含混的中间阶段,寻求回归家园也就是重建身份之旅,荒野的一切艰苦磨难成为途中必须经受的考验。两首诗歌的结尾暗示这种寻找家园的最终目的是努力通向天堂,将世俗家园概念升华为基督教的永恒之地,揭示了抒情诗歌中蕴含的宗教主题。与此同时荒野之于男性与女性流放者有着不同的涵义。分析《妇怨》和《武尔夫与伊德瓦塞》两首以女性叙述者视角展开的诗歌,并观照前面已讨论的两首男性叙述者的抒情诗,可发现二者在四个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空间上的运动或者静止,时间上是否和过去发生关联,是否肯定英雄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前三点差异导向二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即个人能否摆脱流放者的身份,成功跨越阈限状态。第三章讨论圣徒传记中荒野发挥的精神层面的功效。在分析《古德拉克传》、《古德拉克A》《卡斯伯特传》等文本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荒野的精神作用力根源于它是区别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特殊地带。荒野被赋予了神圣的转化生成力量。具备这一特殊性质的荒野成为魔鬼和圣徒的善恶斗争之地。二者的空间之争传达出日耳曼尚武传统和基督教隐修制度对盎格鲁-撒克逊宗教文学产生的双重影响。在《古德拉克A》中,诗人描绘传统宗教主题“基督的战士”(miles Christi)时融合了日耳曼武士形象和精神。尤为关键的是,充满斗争与诱惑的荒野之地成为圣徒驱赶邪恶、逐步建构神圣身份的场所。抽象的救赎和圣洁通过圣徒改造蛮荒之地和驯化动物的具体行为得以实现。寓言诗《凤凰》中的空间描写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荒野作为精神试炼之地的理解。涅槃重生的凤凰本质上是寻求永恒精神家园的圣徒,它在尘世中栖息的乐园也是一种中间地带,那里的繁盛易逝且不可预知,凤凰的朝圣是从空间上完成由地上乐园到永恒天堂的上升之旅。荒野的自然、心理、精神层面的意义不仅体现于个人如英雄、流放者、圣徒的身份形成过程中,还可提升理解地景的象征功能之于集体民族身份的意义。第四章依托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重点历史文本,考察荒野地景在民族身份形成中的表征功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部分欧洲大陆的古典作品已经被介绍到不列颠,受此影响,著名历史学家吉尔达斯(Gildas)和比德(Bede)在各自的作品中将不列颠岛界定为远离文化中心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外围蛮荒之地。这种自我定位反映出“边缘”概念深植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之中。本章重点解析比德《英吉利教会史》中重要地景的涵义,尤其关注荒野和美好地点(locus amoenus)并置所表达的意义。作者在开篇突出了英吉利民族是上帝选民的概念,不列颠岛虽地处边缘但是一座美丽的岛屿。外部地理景观由于历史事件的发生而产生变化,伴随着入侵和战争,美丽的岛屿沦为荒地。论文探讨指出比德在书中的地景描述不仅客观记录历史,更揭示了异端和基督教之间的精神对抗。作者充分运用地景描写反映出宗教救赎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民族身份。通过细读和分析书中有关修道院地理环境的描写和具有典型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特点的土地和水的奇迹故事(miracle),证明信仰的力量可以改变自然界的秩序,并且逐渐消除空间上基督徒和异教徒的界限,为实现不同民族的统一奠定了精神基础。由此可见,比德在细致刻画地景的一系列变化和提出不列颠岛是一座新的伊甸园的过程中,成功传递出基督教在民族集体身份构建中的强大精神推动力。论文结论部分总结指出荒野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学表述和文化想象中呈现的多重特征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首先这一时期的作家在各自不同类型的作品中运用多种意象展现出荒野地景的丰富形式。其次荒野在叙事中发挥多层次的功能：既充当划分区域的界限,又可具象化人物内心情绪,还可表征宗教救赎。再次,荒野既是定义自我、又是限制划分“他者”的重要空间。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荒野是中间地带,临界于人类和怪物、世俗和神圣之间。不同个体在此空间内相遇和碰撞,完成各自身份的建立。此外,荒野研究有助于拓深对相关空间主题如家园、流放、朝圣、神圣建筑等的理解。这些多重表征证明了荒野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空间,充分展现了两大文化传统间的张力和交融。总而言之,对荒野地景的讨论和研究使得现代读者在空间视阈下以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更好地理解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