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问题错综复杂。一批知识分子以再造乡村为突破口,寻找救国之路。乡村教育家杨效春一面吸纳了陶行知、梁漱溟的乡教、乡建思想,一面以“英雄式的忍耐主义”固守本心。他在晓庄、邹平、黄麓等地进行了长时间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出了一套以改造乡民生活为核心的乡村教育与建设理论,即为乡农生活教育法。杨效春认为培养出能够“推动社会,组织乡村”的生活教育工作者是乡农生活教育开展的基础。横向地看,乡农生活教育是建立在农村生活教育网上。纵向地看,乡农生活教育通过“以生教生”、“用众教众”的“导生制”形式对乡民予以生活指导,以应对乡村教育资源的紧张。乡农生活教育以“全人”塑造与“和合”构建为目标,采用多种教育途径同时开展活动。“全人”塑造以“养生致富”和“求智学好”为重点。健康教育在传播近代科学的同时,组织卫生社团,进行运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医疗服务,改善了乡民的体质与健康状况。生计教育不仅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也在乡村组织起了行而有效的经济合作形式,用科学的方法帮助乡民走出经济的困境。文化、精神教育在为民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品德素养和爱国精神上发挥了作用,以图帮助乡民实现“全人”化。“和合”构建则主要以乡村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以“教学做合一”为理念,或以身作则、或采用休闲教育、公民教育等方式,教导乡民们为人处世、合作合群、适应环境的方法,在和合氛围中帮助乡民重建乡村。乡农生活教育源自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但又在其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新;它受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影响,但又与其在本质上有所区别。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受教地区百姓的生活观念与乡村的社会风貌,体现了社会教育的力量。乡农生活教育法过于脆弱,并不具备实用性和通用性,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乡村问题,但它是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现代乡村改造,对新时代农村建设也有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