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梳理社会学对自杀的研究为起点，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视角进行比较，指出人类学视角可能对自杀研究有新的贡献。凉山彝族社会中的死给事件正好为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提供了现实的民族志案例。社会学对自杀的研究为了脱离前人将研究局限于个体的视角，因而表现出对自杀群体和自杀率规律的关注。凉山彝族的死给案例则提供了从具体个案和个体层面研究自杀的可能性，也为研究者理解当地人的“地方性知识”——当地人对死给自杀的认知及认知指导下的实践行为提供了可能性。为了获得对死给事件的理解，本文首先从分析当地人对死给事件的认识入手，归纳出当地人对死给的两种认知系统：社会关系互动和宗教信仰。从社会关系互动层面看：死给的发生起因于社会关系互动；死给升级为人命案纠纷是社会关系互动的升华；纠纷的解决和赔偿是对社会关系的梳理和调整。笔者试图指出：首先，人们在死给事件的社会互动中所追求的不是经济赔偿，而是名誉和面子的恢复；其次，引发纠纷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矛盾纷争，而是为矛盾纷争提供一种解决的途径，最终实现社会关系的修复。从宗教信仰层面看，人们将死给归为凶死类别，并认为死给是凶死鬼作祟的结果。死给具有不洁的性质，因此需要举行一系列仪式除秽。否则死者将不能顺利回归祖先的住地，成为祖灵。活着的人也可能受到凶死鬼的危害。人们对凶死鬼的信仰是人们认识死给事件的信息来源。它反映了彝族人的世界观：人所生活的世界不仅有人和人的互动，还有人和鬼神的互动。宗教信仰是彝族人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也是死给事件背后重要的意义系统。死给事件从发生到最后解决都贯穿了彝族人的信仰。死给事件中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以及纠纷赔偿中对仪式的偿付项目直接体现了彝族人的信仰在死给事件中的意义。分析表明，死给事件中包含了凉山彝族传统社会文化模式的所有基本元素：家支组织、习惯礼法、祖灵崇拜。这些基本元素是死给事件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死给事件能够得到理解和解释的基本点。在对死给事件背后的彝族社会文化模式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指出个体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张力，即死给在具体实践中表现出的策略性。然而，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仍然离不开外在社会文化结构的束缚和形塑。总之，凉山彝族对死给这一特殊自杀现象的不同认知和处理方式是对前人自杀研究的重要民族志补充。死给体现了彝族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另一种方式，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