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古代乡村远离政治中心,极易成为威胁国家统治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有效治理乡村历来为统治阶级和有识之士所重视。北宋时期,王安石主张实行保甲法,在乡村建立严密的治安网络,以期实现维持乡村秩序的目的,却遭到强烈抵制,同时期的蓝田乡绅吕氏转化治理思路,着手编订《吕氏乡约》。《吕氏乡约》言简意赅,通篇洋溢着吕氏兄弟的治乡理念,成为他们实施乡村治理活动的文本依据。《吕氏乡约》的乡村治理思想的含义集中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它的核心是通过教化稳定乡村秩序,而教化的重点则在于劝民从善。其次,它倡导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张乡村治理活动应当由以吕氏兄弟这样的贤德人才牵头,动员村民加入乡村自治组织,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凝聚乡民共识,打造乡村自治共同体。最后,它主张恢复儒家传统礼制的至高无上性,促使乡民无形之间养成稳定的行为习惯,潜移默化地成为儒家礼制的坚定捍卫者和执行者。《吕氏乡约》的乡村治理思想凸显民主性与自觉性,兼具博施济众、普惠乡民的慈善色彩,因此社会公信力也很强。在实践过程中,吕氏兄弟积极吸纳乡民加入民主宽松的乡约组织,乡约组织设有规范的运行机制,乡民通过决策乡村事务实现自我管理,乡约组织也逐渐成为独立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外的自治组织。乡约弘扬相互扶持的道德理念,这种道德本位观念对提升乡村凝聚力、构建和谐乡村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吕氏乡约》在蓝田乡村共计推行了五余年的时间,使蓝田乡村社会风气得到极大改观。《吕氏乡约》从制定到运行全程无官方介入,在国家视野中,乡约以道德教化稳固乡村秩序的治理思想与国家安定乡村的理念并行不悖,勾勒出一幅和谐美好的乡村图景,对于促进农业生产、重构乡村伦理道德规范及培育乡民法制观念均有所裨益,也能够为国家节省宝贵的治理资源,与国家利益具有一致性。在乡民视野之中,《吕氏乡约》乡村治理思想偏离具体的农业生产实际,对其择业谋生产生了羁绊,可能无益于解决乡村及乡民自身根本问题,但这些缺憾也仅是白壁微瑕,《吕氏乡约》的乡村治理思想价值依旧相当突出。然而,吕氏兄弟主导的乡村治理活动也引起了国家戒备,南宋以后国家开始介入乡约颁布实施的过程之中,乡约行政化趋势渐深,性质发生质变,自治意蕴也日渐消减。现阶段国家强调复兴优秀传统文化,提倡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发掘并阐释《吕氏乡约》的乡村治理思想定能给当代乡村建设提供许多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