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在四十年间得到了迅速的提升,计划经济时期严重的城乡分割格局不断被打破、体制性阻碍在慢慢消解,但是由于改革和发展的非均衡性及“城市偏好”政策导向,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仍十分明显,农业发展跟不上整体经济发展的速度步伐,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种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农业在区域结构、生产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品种结构、品质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这会阻碍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提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其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的主线。201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的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要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重点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和提升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等等。这些都为了在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在奋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上所部署的战略举措。这使得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种植业结构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和战略意义。现代种植业是与我国国民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农业中的基础行业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推行产业振兴首当其冲的业态。因为,生产粮食的种植业就是造“中国人的饭碗”,要让老百姓饭吃得饱吃得好吃得香,还必须要对种植业的增收能力做进一步的优化,可见,调整种植业结构对我国经济和农业发展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必然要求。新一轮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生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环境面临深刻变化、新老问题积累叠加的复杂背景下。并且,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更加加剧了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如农产品在不同品种间同时存在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现象;耕地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农业污染加剧;消费者对绿色、健康、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加深;国内农业受国际市场的冲击加大等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因此,要逐一攻坚克难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结合新时代农村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关键环节。本文正是在上述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种植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为选题,其意义主要在于,这不仅对促进农业生产由满足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得到大力推进等均有现实意义;而且还对种植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变动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结构性调整下的农民收入结构与增收理论,从而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拓展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本文遵循“确诊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按照“提出论题——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历史经验研究——理论与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逻辑进行展开。根据本文研究主题需要基于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等相关基础理论,按照“历史→机制→因素”的分析进路,依据以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现实背景,探寻种植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三大结构”的逻辑主线;从而构建种植业结构调整中的农民收入增长的宏微观驱动机制和自然环境因素、市场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其影响作用的“一机制四维度”的分析框架。力图通过从经验到本质分析的层层递进,确立三个层次的分析进路,并以此展开全文的分析。具体来看,第一个层次为,历史演进视角下的种植业尤其是其供给端的结构调整状况及特征。第二个层次为,在历史经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对种植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驱动机制从宏、微观两大视角进行理论剖析。分别从种植业行业角度和农民家庭行为决策的角度对劳动生产率、种植业产业链、产业组织水平、资源配置结构、种植生产结构和家庭经营结构六大驱动机制着手,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驱动机制进行了阐释。第三个层次为,建立在历史经验归纳和驱动机制分析基础上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及其收入效应的“四维度”因素分析。从环境、市场、技术、制度四大维度着手,即包括在自然因素方面主要为自然资源禀赋及其稀缺性所带来的对种植业结构布局和调整的限制性,并进一步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市场因素是通过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农产品价格竞争机制、种植业产业化来影响种植业结构调整及其收入效应的;技术因素主要是种植业技术创新和种植业技术扩散的过程中会给种植业结构调整及其收入效应带来影响;制度因素方面主要是生产组织制度、耕地产权制度、种植业支持保护制度会起到影响种植业结构调整从而带来收入效应的作用。依据上述本文的分析框架及其内在逻辑,可以凝练出如下全文核心观点:第一,政府、市场和农民始终是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主体。这是由于政府拥有政治力量和资源配置权利的绝对优势,是制度供给的主要主体,而农民则是新制度创新的主要需求者,市场则是制度传导和实现作用的主要媒介,只有当这种强制性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保持一致时,才会促进种植业的进步。而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及种植业结构调整还呈现出“量→质→结构”这样优化路径的选择特征。第二,宏、微观层面的协调发展有助于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具体讲,就是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种植业产业链协调发展、产业组织水平提高、资源配置结构改善、种植生产结构升级和家庭经营结构优化,都会促进种植业结构朝着促进农民收入提高的方向调整。宏、微观驱动机制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宏观驱动机制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优化农业生产环境和经营环境等提高农民对农业的预期收入从而影响农民的决策行为,而微观驱动机制则直接表现为农民对资源配置结构、生产结构和经营结构的选择行为,反过来,所有农民的决策行为会对宏观的驱动机制产生影响。第三,“四维度因素”中各因素对种植业结构调整增收效应的影响机理不同,他们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会对农民收入产生怎样显著影响。从理论上看,首先,自然因素主要是对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都会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其次,市场因素是通过生产要素价格变动、产品流通市场的价格机制、产业化发展对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产生作用;再次,技术因素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速度发生作用,从而通过种植业结构调整影响农民收入;最后,制度因素是通过生产组织制度、土地产权制度、支持保护制度的作用影响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第四,种植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适度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完善农产品上下游市场机制和提高种植业机械化率均有利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增收效应。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自然因素的调节效应显著,有双重门槛效应,且最佳区间在第一门槛和第二门槛之间,这就说明了适度规模经营下的种植业结构调整最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市场因素也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其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增收效应呈现出先负后正再减弱的特征,当达到第一门槛值后,农民收入可以得到极大提高,但随着价格成本比的继续提高,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增收效应逐渐疲软,呈现出“倒U”型关系,可见市场间的均衡发展才能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技术因素的调节非常显著,且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当在跨越第一门槛值后,其可以显著促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增收效应,当农业技术水平继续提高到跨越第二门槛值时,达到最佳区间,种植业结构调整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同时,可以观察到第三门槛区间的地区在逐步增加,这就说明了当前的农业技术发展是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对于制度因素,尽管不存在明显的最优区间,但通过对不同政策调节效应显著性的比较来看,可以说明不同的政策实施方案和推行力度均会影响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增收效果。与同类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界定。根据文献研究,一般意义上的种植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增加或缩减不同种类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以达到增减不均衡种类或品种的农产品产量的目的。但本文赋予了种植业结构调整更为丰富的定义,并认为它是一个动态且具有综合性的过程。本研究中的种植业结构调整不是仅为着眼于种植种类和品种结构变动的农业范畴的概念,它是一个涉及环境、制度、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调整过程,因此,种植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多途径的。并且,它应区别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特定的表示我国当前阶段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可以说种植业结构调整是包含了“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议题的,种植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这样的分析在相关研究中也尚不多见。第二,本文在发展经济学等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和历史经验归纳比较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一机制四维度”的逻辑分析框架以解释种植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机制机理,并且厘清了“宏微观驱动机制”→种植业结构调整→“四维度因素”→农民收入提高之间存在的传导关系。这与同类研究文献相比,有一定的新颖性。第三,本文实证研究中运用了因素分解模型所测算的种植业结构调整贡献量作为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代理变量,并用交互效应分析对“四维度”因素的作用效果进行阐释,进一步的借助门槛模型分析测算了不同因素下种植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收入提高所需达到的门槛条件。由于种植业结构调整问题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是一个存在学科边缘交叉研究的复杂问题,具有较大的研究挑战性,考虑到相关研究资料的可获得性、研究时间的限制和笔者研究能力及水平所限,本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必要的完善。并且,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各项改革不断深化推进时期,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内外部环境还处于不断地变化中,也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来对这一选题进行持续性的跟踪研究。具体来看:一方面,在后续研究中,将对地方政府、不同生产经营主体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另一方面,需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继续更新和完善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将尝试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代替单一的替代变量指标,以便更加全面的将四大因素的影响作用通过面板数据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