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力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今天,每个人美好生活的蓝图各不相同,将各种不同的蓝图规范化也并不可靠,或许我们没办法对美好生活下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在面对那些并不美好且有改善空间的人民生活时,有必要做出准确的判断。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应该如何评价一个人的幸福和生活质量?阿玛蒂亚·森倡导的能力正义理论就是起源于对这一问题的独特回答。森认为人们的幸福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仅应该根据他们可获得的资源或者利用这些资源产生的心理感受来评估,而应该基于“功能”和“实现人们所珍视功能的能力”。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罗尔斯主义,都犯了福利后果主义的错误,而忽视了人的多面性和能动性。正是基于这个批评,森提出了能力的概念。这里的能力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所理解的那个狭义的能力,而是指我们能赖以做什么的必要条件,包括个人自身具备和社会提供的。能力是一个人成为能动的人所必不可少的,能力本身就具有价值意义。生活中所有能力不平等在社会基本结构下向更多的人扩展,并且社会并不为此负责是不公正的,所以“实现人们所珍视功能的能力”应该成为正义的主张。作为回应,能力方法作为一种正义理论的重点也并不是降低或消除人们在能力、天赋方面的差异,而是设计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充足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以便拥有和行使一套基本能力,从而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实现所有人的基本能力理想将涉及多个同样有价值的原则和复杂的制度结构。所以一方面森发展了广义后果论,来评价社会基本结构在促进人的能力方面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认为在重视个人责任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个人责任嵌入和培养于社会责任中,社会责任也应该被强调。在实践层面,不论是哪种社会或文化形态,能力路径的实现都必然以呈现某种能力清单作为结束,森认为应该通过公共理性和民主来构想能力清单,使人们能够普遍接受。也正是因为森不主张提供一份明确的能力清单,而寄希望于公共理性的这一观点导致其理论在实践层面存在诸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