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服务业的飞速发展,服务业的跨国转移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以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东道国的身份逐渐融入了这一进程。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服务业跨国转移的方式逐渐多元化,从20世纪90年代服务业FDI占据主导地位,到新兴的国际服务外包盛行,两种转移模式并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行业结构上、技术密集度上及人力资本需求程度上的差异使他们对作为承接国的中国具有不同的福利提升效应,并且两者之间还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本文旨在通过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等手段对两种承接模式进行福利效应的比较,进而为中国制定福利最大化的承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在绪论之后,全文主体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服务业FDI和国际服务外包的概念及两者间区别出发,研究两者福利效应差距的原因;接着基于Arti Grover的核心思想,建立数理模型对两种承接模式的福利效应进行比较,得到一组用以判断其优劣的临界条件;以此为基础,利用中国服务业数据将临界条件量化,辅以回归方程分析得到两种模式的福利效应在服务业总体层面和行业部门层面之间的不同比较结果,作为补充,推测并验证了服务业FDI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促进作用,再分析这种作用对福利效应比较结果的影响,使得基于FATs的FDI成为了政策制定中必须要考虑到的另一个方面;最终以比较结果为根据,本文提出了使中国在承接服务业FDI和国际服务业外包两种模式中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建议。根据全文的研究,文章最终得到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服务业FDI和国际服务外包本质和形式上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对承接国呈现出不同的福利效应;第二,对中国而言,服务业总体和传统服务业层面FDI具有更高的福利提升效应,而新兴服务业层面国际服务外包更能提升福利水平,行业分布差异使得政策制定也具有行业部门的区别;第三,基于FATs的FDI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促进作用,在新兴服务部门促进对此类型FDI的引入更能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第四,人力资本是限制外包发挥福利效应的瓶颈因素,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更有利于通过外包提升中国的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