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是由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当事人组成的特殊法律关系。信托受益人是信托财产的真正“所有人”，又是信托中的弱者，保护其利益是信托法的重要目标。故本文将视角放在受益人身上，审视并检讨信托法对其究竟提供并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保障机制。为此，本文首先探讨了一些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信托财产、义务约束、信托监督和法律救济四个层面详细探讨各个保障机制的运作、效果及其制度完善。 本文除导论、结论外，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探讨信托受益人保障的一些基本理论，主要讨论信托受益人的概念界定、资格限制、权利取得及法律地位等问题。本章指出，信托受益人的概念界定应以利益为定义的结构要素；应禁止受托人作为唯一的受益人，但该限制并不意味着受托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担任唯一的受益人；信托受益人取得权利的时间应是信托成立之日而非信托生效之日。本章认为，信托受益人是信托当事人而非仅仅是信托关系人，并且它是弱者且属于非纯粹受益之人，因此，信托法应将其目标放在信托受益人利益保护之上。 第二章研究信托财产对信托受益人的法律保障，主要探讨信托财产的新型划分，然后分别对每种信托财产类型提供的保障进行分析。本章认为，信托财产可以划分为信托财产Ⅰ和信托财产Ⅱ，前者指信托设立要件意义上的信托财产，后者指信托管理过程中的信托财产。财产客观上存在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之分，作为信托财产Ⅰ，其提供给受益人的保障可以是而且应该是财产积极性的要求。信托财产Ⅱ提供给受益人利益保障的机制在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即其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受托人、委托人和受益人等各自债权人的追索。 第三章论述义务约束与信托受益人利益保障，主要分析设置约束机制的内因、有效约束的法律目标定位、有效约束的规范力、有效约束的现代技术品质等问题。本章认为，信任不是对人的信任而是对制度的信任，因人性恶的存在，必须对受托人施加约束，而义务约束则是规范中的权利不可替代的。有效约束的目标在于并应定位于受益人利益最大化，该目标的利益主体仅是受益人而不包括委托人和“社会”，利益内容是经济利益而不包括精神利益。本章还认为，约束规范虽然大部分是任意性规范，但也存在强制性规范，即使是任意性规范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品格，委托人随意排除的意思受到限制。本章还指出，现代义务约束趋向灵活化，这种技术品质更有利于实现受益人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值得肯定。严格的自我交易规则不符合灵活性趋势，应该加以重构。 第四章研究信托受益人利益保障的信托监督机制，主要探讨监督机制的设置理由，有效监督的多元化构造、结构要素以及监督的局限性和相关制度设计等问题。本章认为，受托人的信托财产权是权力而非权利，权力存在滥用倾向，因而需要加以监督。信托监督具有受益人监督、委托人监督、受托人监督和信托监察人监督等多元构造。其中，委托人的监督权是附带自由的权力而非权利，信托监察人的监督权是为受益人利益而存在的受信性权力。本章还指出，披露义务的制度价值在于监督，从有利于监督的角度，无论是在规范内容还是性质方面，披露义务都应予以强化。本章最后指出，信托监督弱于公司的监督，为此，应注意强化法律救济等制度设计。 第五章论述法律救济与信托受益人利益保障问题，主要探讨救济的制度价值，典型救济方式以及特殊救济方式的有效性构设问题。本章认为，作为法律救济的权利基础即信托受益权，其性质应定位于新型特殊物权。本章主张，损害赔偿救济应注意赔偿充分性的制度构建；追及救济应以物权式模式进行构建；应注意惩罚性救济机制的建设，认可惩罚性损害赔偿；解任职务应注意宽松化构造，即解任条件应该宽松，且解任不应过多考虑委托人的意愿；拟制信托作为特殊的法律救济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我国构建拟制信托具有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