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协调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文献中,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一直是不可或缺的论说对象。本文正是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厘清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什么的基础上,探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机理。不仅如此,本文以历史的角度审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变革中来把握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调整,并进一步解释此种调整中所呈现出来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政治机理的变化。最后,本文的研究将总结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对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价值做出说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始创于1957年,其目的是为基层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提供制度保障。在数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转变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其次,职工代表大会从单位制企业中的“权力机构”调整成为公司制企业中的行使民主管理权的机构；最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的空间由单位制企业改革成为公司制企业。如果对上述变化加以概括,则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结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就是从单位制企业中体现工人阶级的阶级权力和领导地位的单位化的国家制度,发展成为在公司制企业中建构生产政治空间、保障工人通过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进而维护和实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的现代国家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设计诠释着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变革同样意味着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变化,而此种特定关系就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机理。本文使用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对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进行概念化表达,其核心内容是工人阶级在同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具有阶级性与群众性的二元政治品格,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是由党和国家所代表和占有的,工人阶级自身只具有群众性,缺乏阶级性的工人阶级只是自在自发的阶级,因此党和国家必须同工人阶级紧密结合起来,对其进行教育、组织和领导,将阶级性灌输给工人阶级,使之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由此可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实现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与群众性的结合、协调的制度设计,也就是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的制度化表现。工人阶级只有与党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阶级性,才能形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然而此时的工人阶级就不是一般的阶级,而是以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政权、以党和国家政权及其制度体系表现自身存在和阶级统一性的政治阶级。正如工人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政治阶级一样,工人阶级也不会永远是政治阶级。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和公司制企业的建立逐渐改变了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状态,从而也改变了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塑造下,工人阶级从存在于国家领域中的政治阶级转型为存在于社会领域中的社会阶级。社会阶级是由获得了自主性权利意识的公民组成的集合体,党和国家面临着将社会阶级重新制度化的任务。社会阶级的自主性不同于党和国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因此党和国家对社会阶级的制度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协调阶级性与自主性,而阶级性与自主性得以协调的基础在于公民身份。具体而言,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经过转型之后嵌入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去行使民主管理权,在生产领域建构一个基层自治的政治空间,工人立足于公民身份进入基层自治空间,通过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进而维护和实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生产领域中的基层自治是将工人锻造成为公民的根本途径,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转型和实践则是将转型为社会阶级的工人阶级制度化的基本方式,于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机理就演变成为国家与公民关系,由此可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转型绝非是它独自的转型,而是在为总体国家制度的转型准备微观的政治基础,因此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向现代国家制度的转变,也意味着总体国家制度的现代化。纵观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结构形态的转换和政治机理的演变,本文得出如是结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进程昭示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即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存在一个从政权建设到制度成长的发展逻辑。具体论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具有两个中心任务不同但又相互衔接的历史阶段,首先是诉诸于阶级力量来夺取和巩固政治权力,而后则是立足于公民身份来发展国家制度,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工人阶级从政治阶级转型为社会阶级是推动国家制度成长的基本动力,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则是国家对工人阶级进行制度化的基本方式,这不仅意味着对社会阶级的制度化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基本构成部分,而且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社会阶级进行制度化的程度,质论之,一个制度化的社会阶级的出现将是中国现代国家成熟的基本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