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傅斯年的三种形象深入人心：“中国的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史学代表人物。笔者在阅读傅斯年的著作及信件时,发现他都不尽符合这三种形象。究竟前人是在何种基础上得出这些结论?笔者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予以找寻答案。本文先从历史学的属性、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这几方面来对比兰克史学与傅斯年史学之异同,对比傅斯年的史学主张与实证主义史学之异同,再对比傅斯年的不同时期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不同态度、他的私人信件与公开出版物中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不同态度。接下来,本文从观念史及接受史的角度,从词义在不同语境中的转换、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来源、兰克史学思想的传播路径、傅斯年所处的时代的心理需要、傅斯年的个人经历及国家命运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为何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被片面理解的原因。通过分析发现：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与兰克史学思想相去甚远。他们的共同点是重视史料、重视史料的独立地位。但兰克是观念论的史学家,而傅斯年反对从史学研究中找到观念。兰克与傅斯年对于“客观”的看法不同,兰克的“客观”是指用内证与外证法考据史料,不为现实政治目的而更改史料；傅斯年的“客观”是指用自然科学的工具去分析史料,史学研究不是为了支持某种信念。至于实证主义史学与傅斯年之间,区别也很大。实证主义史学将史学视同自然科学,认为用自然的方法来分析史料,它们最重要的主张是从历史研究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可用于预测及改变人类现在及将来的行为；傅斯年主张用自然科学的工具去分析史料,但认为历史中绝无规律可寻。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傅斯年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不同,因应政治形势的不同,有不同的主张。在和平时期,傅斯年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在国难之际,他认为不能脱离政治讲学术,学术及历史教育应当为民族之复兴而服务。众多研究者之所以对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理解片面,主要是由于兰克思想的传播路径；另外在分析他的思想时脱离文化及社会语境、忽略他的思想来源之广泛、发布言论时的动机、时代的心理影响对兰克及傅斯年思想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