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快速增长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垃圾填埋场等末端处置设施从选址建设直至运营封场,一直伴随着邻避现象和环境正义的争论。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进一步将生活垃圾相关议题从末端设施影响拓展至居民源头分类,各环节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权利和义务界定成为学界和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本文辨析了环境正义的内涵,剖析环境权利义务在垃圾管理各环节和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基于“权利—义务”统一视角探讨了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问题。选取上海市为研究区域,从居民源头分类、社区次级分拣、市政末端处置等方面开展了实证研究,并通过系统模拟提出了应对策略。论文主要研究工作与结论可分为以下几方面。（1）从理论体系上,对生活垃圾管理过程的环节及其中关键因素进行识别,划分系统内各环节边界,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中的环境正义。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过程的环境正义影响因素由多维度确定,各因素对环境正义的影响作用由环节、相关方、空间尺度等定义;相关环境正义应由传统邻避设施引发的环境风险分配延伸至源头分类、次级分拣和末端处置等垃圾管理的全过程,由关注政府公众间权责争议拓展至居民、物业、居委会和政府间环境义务配置及环境权利让渡的综合调控;应通过承认正义、分配正义与程序正义串联及反馈,将各管理环节与行为态度、分类绩效及邻避问题表现等作为系统调控的主要因素。（2）针对居民源头分类环节,系统梳理相关责任主体环境义务,识别了影响居民垃圾源头分类的关键因子,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开展了560份面对面结构式问卷访谈,将风险感知因子纳入计划行为理论,分别建立了传统、基础和拓展模型,探究居民、物业、居委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研究发现,制约源头分类工作提升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垃圾分类的自主完成以及干湿分离基础上的分类细化,垃圾分类责任主体意识树立则是改善居民源头分类的关键;居委会和物业的环境义务履行对居民垃圾分类态度的形成影响显著,提升垃圾管理公信度的主要任务是避免“垃圾混合收运处理”以及“分类宣传言过于实”的现象出现;拓展模型显示疫情防控促进了居民垃圾源头分类行为,垃圾分类借鉴疫情联防联控的工作经验具有实践意义。（3）针对社区次级分拣环节,辨析了垃圾分类责任人制度下社区管理的权利来源,调查分析了上海市2017年193个街镇4466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状况,从4级变量65项指标全面评估社区垃圾分类情况,探究相关环节权利让渡与垃圾分类绩效间联系。研究发现,指标体系信度系数0.808,主因子提取率79.17%,具有完备性和针对性;全市垃圾分类绩效得分达到“达标”和“示范”的小区占40.77%和4.75%,影响生活垃圾分类绩效提升的因素为硬件配置、制度执行和减量成效;次级分拣环节主要责任主体为居委会和物业,限制各方环境义务履行的短板在于“分类投放容器的数量和配比”以及“责任告知书中相关义务确定”;结合社区特征和垃圾管理方式的回归分析表明,分类绩效良好的社区呈现出小区类型新式、垃圾管理独立、投放点设立正式、垃圾收运正规等特征;各方权利让渡后的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具备一定自主空间,适应性垃圾管理模式探索具有可行性。（4）针对市政末端处置环节,辨析了末端处置与源头分类权责关系,将分类绩效评估和公平理论纳入环境正义分析范畴,设计了基于权利义务统一的环境正义指数,建立了“邻避效应分析—分类绩效评估—环境正义测算”的环境正义空间量化方法,基于上海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数据以及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处置设施的邻避影响范围及空间分异,评估了弱势群体受到的邻避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市垃圾处置设施的影响范围覆盖面较广,邻避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和蕴藻浜垃圾中转站等大型设施所处的中环-外环间地区对应成为邻避效应最显著区域,该现象与垃圾处置设施的选址原则和类型用途有关;结合垃圾分类义务履行情况加权后的环境正义指数显示,以长征镇为代表的个别街镇存在环境风险小、分类绩效低等权责不匹配现象;邻避影响的基尼系数为0.418,垃圾处置设施负外部性呈现出不均衡分配,自理障碍者、老龄人口、失业人群和低学历者受影响程度高于人群平均水平,最易成为抵抗路径最小化的选择对象。（5）从生活垃圾全过程系统管理角度,探讨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在识别环保投资、第三产业人员占比、垃圾产生量、垃圾处置量、垃圾箱和收集点数量等指标基础上,筛选出分别对应物业、居委会和政府权利义务的设施建设、引导规范和环境补偿三项调控指标,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预测环境正义发展变化的系统模型。研究发现,基于当前环境管理模式,2035年远景规划下公众的权利享有与义务履行趋向平衡,环境正义指数达0.799;环保投入和设施建设成为影响环境正义实现的关键因素,对应情景下的环境正义指数可分别提升至0.805和0.900,建议加强政府经济激励和物业设施配置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