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作为合同理论上的分类,是伴随着司法实务的大量出现而进入立法者的视野的,但目前立法并没有对预约合同认定、效力判断、合同违反做出直接规定。立法上的空白使法学理论家以及实务工作者充分运用法学方法论各抒己见,预约合同的效力学说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本文以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预约合同效力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以合同法基本理论与价值追求为基础,同时参考域外理论与司法实务经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等,对预约合同的认定、效力判断、合同违反作具体分析,以期为预约合同的效力制度完善提供可供参考的思考维度与基本逻辑。本文基于行文需要,除引言和结论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对预约合同的立法问题与司法困境作出梳理。首先从法律规范不明引发的预约合同相关法律问题出发,分析预约合同在立法规范层面上的认定与效力问题;其次以司法裁判标准不一这一角度出发,剖析预约合同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认定、效力判断、合同违反的争议和困境。第二章分析预约合同的认定问题。首先对预约合同的基本理论作简要梳理;其次讨论预约合同认定的现有理论标准,分析内容确定性标准的不足,并从合同法意思自治和信赖利益保护的价值追求出发,探寻拘束意思标准的合理性,并重构预约合同的认定标准;最后分析预约合同认定的边缘问题,指出预约与本约区分的标准,并对与其容易混淆的合同进行区分。第三章研究预约合同的效力判断问题。一方面,简单梳理预约合同效力的传统理论学说,介绍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对预约合同效力的代表性观点和司法裁判,并结合我国近年来司法最新判例,分析各种学说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就我国预约合同效力判断遵循的原则与规则提出自己的见解。首先预约合同效力判断应遵循意思自治优先原则,在意思表示不明确的情况下借助意思解释方法论,探究预约合同主体双方的真实合意;其次根据类型化的预约合同分类,分别对不同意思表示下的预约合同赋予不同的法律效力。第四章对预约合同违反的法律后果进行分析。首先,在承认预约合同强制缔约效力的前提下,论证继续履行适用的前提条件以及诉讼法上的可行性;其次,损害赔偿作为继续履行不可为的补救措施,折射到预约合同中,分析其产生的请求权、损害赔偿的类型与赔偿范围问题。在赔偿范围的确定上,基于预约合同效力规则,不同效力的预约合同之违反具有不同的损害赔偿范围,或比照信赖利益损失,或履行利益损失进行个案判断。结论部分对预约合同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对预约合同效力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