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依托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新约签订这个背景，以不平等条约问题为论述的逻辑起点，对中华民族的由来及清季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同盟会以来的历史）做了一个大致描述，并提出了抗战胜利后的革命建国纲领，得出了只有国民党才可以救中国的结论。蒋著对于中共合法性的打压使中共不能不予以反击。中共在经历了党内外、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考虑后，以第三次反共高潮为契机，从7月中下旬到10月上旬，以《解放日报》为主要批判平台，展开了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　　中共的此次批判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延安批判模式。这种批判模式体现在由中共中央统一规划和部署，在批判导向上首先进行价值预设，从而统一批判口径;在批判中利用党报来集中批判，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多角度批判，并在宣传上采用极强的鼓动策略，这些构成了暴风骤雨式批判的全景;而中共对外批判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打倒政敌，更重要的是教育自己，这就使得对外批判和对内教育紧密结合了起来。　　中共批判的内容主要由各知识背景不同学者的批判文章的内容构成，这些文章分别从历史、哲学、文化和政治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对蒋介石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而这些文章合起来则形成了一个论辩力量很强的体系。除了这些专门针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文章外，《解放日报》还登载了一系列社论、材料来配合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使批判更有说服力。　　中共的这次批判虽然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中不是很突出，但是它的确构成了国共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它确立了延安批判模式，也影响到了以后的中共批判思维;它不但对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区分，还明晰了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界限，使新民主主义理论话语的地位得到了独立和凸显;在《中国之命运》及中共对其的批判中，国共两党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中国的命运只能由自己的党来领导，国共两党不可能实现政治和解。这样，国共两党战后的命运及中国战后的命运在此也就成了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