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急切呼唤本地能人回归及外来人才引进,乡村精英相较于普通村民拥有并占据资源、能力、知识等多方面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规模不断增大,形式不断创新,日渐成为乡村振兴重要引擎,其发展离不开社区成员的高度参与,集规则倡导者、产业引领者等角色于一身的乡村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意愿及角色演绎对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角色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借助调查问卷法与半结构访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乡村旅游地,探讨乡村精英的参与意愿及实际参与角色两大主要问题。目的是预测乡村精英在旅游发展中的行为参与、角色呈现及功能发挥,通过对乡村精英参与意愿、角色呈现影响因素的探讨,为乡村旅游地的精英培育和吸纳提供依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在乡村旅游目的地,精英的性别比例并不相当,男性精英依然占有绝大比例;在年龄上,乡村精英多处于31-60岁之间,60岁以上数量显著高于18-30岁年龄段人数;受教育程度上,至少50%的乡村精英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而专科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依然较低;有意愿参与乡村旅游的精英占较高比例,在参与方式上,其主要希望通过经济参与和文化参与方式进入其中;无参与意愿主要由于个人及家庭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缺乏资金、从业知识与相关技能。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精英参与乡村旅游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行为态度影响并不显著,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精英参与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主观规范不仅包括周围重要人物或组织对其参与的支持度,还包括自我责任意识。2、不同类型乡村精英在参与乡村旅游过程中表现出角色差异。(1)政治精英在参与前后其角色由私营企业员工转变为乡村利益代言人,呈现出功利性角色减弱、表现性角色增强的特征,通过与村内群众协商、学习外部先进经验、积极争取专项资金等途径进行角色学习。(2)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外来经济精英呈现出饮食文化深入挖掘者、乡村文化产业开发者、乡村居民就业倡导者的“角色丛”,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善于处理政治关系、善于调动整合资源是其能够成功演绎多重角色的主要原因。(3)社会文化精英的角色在参与乡村旅游后得到巩固。不同类型精英的角色实践影响因素亦存在差异。对政治精英而言,初始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认知对其角色呈现产生影响;对经济精英而言,资本再生产方式影响了其角色演绎。基于以上结论,对于乡村旅游地的精英吸纳,应着重从精英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层面增强其参与意愿;对于乡村旅游地的精英培育,不同类型精英的培育路径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