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的伦理学中,幸福虽然不是康德关注的重点议题,但也是其道德哲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将至善视为德与福的统一,并试图回答道德和幸福在现实中如何得以可能的问题。康德的幸福观主要集中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在该书中,康德提倡从理性的视角来看待幸福,将幸福纳入了道德法则的规范之下,由于启蒙运动动摇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康德试图建立一种道德宗教,通过至善将道德与幸福结合起来,批判地吸收了柏拉图的“至善理念论”、苏格拉底的“德行实践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幸福观和休谟的“情感主义”幸福观,以及莱布尼茨的“上帝、自由及道德必然性”,肯定了追求幸福的正当性,但强调只有严格遵守道德法则才能配享幸福。康德幸福观的理想设想是主体获得幸福的多少应与其德性的高低相匹配,但由于人是有限理性存在者,道德与幸福在现象世界中往往很难统一,为了在现象世界使至善得以可能,实现道德与幸福的统一,康德因此提出了道德形而上学的三个公设,从而确保道德和幸福在实践中得以统一,以保证道德法则的普遍必然性。但其道德理论也存在着形式性、抽象性、过于理想化的问题,使得其幸福理论也无法真正地落实到现象世界。针对康德幸福观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从唯物史观出发,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幸福,主张通过劳动创造获得幸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创立了科学的幸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