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交汇点,是社会互动最频繁、社会冲突最集中的场所。化解社区冲突一向被视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以政府为主导的维稳模式也是长期以来我国维持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以社区社会组织为治理主体的新型治理方式在近年来广泛推广,是基层政府大力推行的管理创新手段之一。如何看待这些新型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冲突化解的介入,对于推动社区治理的切实发展和社区和谐环境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同样处在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参与为何呈现出迥异的路径?围绕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在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参与的现实需求,即社区冲突层出不穷的现状。城市社区冲突主要表现为权利冲突、物质利益多元化分歧和社区文化冲突。这与社区转型引起的治理压力、社区矛盾化解机制的缺失和社会观念冲突、社会失范的影响密切相关,并对政府主导的矛盾化解模式提出了挑战。调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功能,通过其积极作用回应社会成员的民意要求、民生需求和民主诉求,是防范和化解社区冲突的必要举措。但是,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政府“分类控制”管理模式的影响,表现出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外生型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和表达公共利益等功能领域都有所成长,政府主要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项目制管理方式支持或限制社会组织的活动。而内生型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集中于提供公共服务,在公共利益表达方面的发展却裹足不前。整体而言,当前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工具性的,弥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缺口。然而这种工具性只能在政府管理的范畴下发挥替补作用,对社会活力和能量的运用作用微弱,对铸成良好的治理格局无所裨益。因此,在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平衡和协调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和表达公共利益两个方面的功能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