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魏晋时期经典的小说代表,《世说新语》在文学史上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这部小说用一千多则故事展呈了魏晋名士风流放诞、潇洒自由的人格和生活,刻画了许多形形色色、性格独特的人物形象。其中,《世说新语·任诞》这一门则集中表现了魏晋名士人格内涵的真谛。任诞,即恣情任性、风流放诞。名士们外在的放浪形骸的怪诞行为,实际上包含着他们内在的蔑视礼教、追求自由、肯定自我的内蕴,反映了当时魏晋士人在面对黑暗、残酷的现状时,对生命的深刻反思和无穷探索。“任诞”之风的内涵基于先秦儒家的“狂狷”思想与道家的“自然”思想。孔子和孟子推崇“狂狷”人格,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儒家“中庸”人格境界的局限性和理想性。孔孟认为,普通人如果达不到“中庸”的境界,可以学习“狂者”的进取与“狷者”的自守精神。老庄哲学是乱世的产物,老庄的“自然主义”思想重视追求心灵的自由,强调物我两忘、返璞归真的状态,成为了魏晋名士心灵的避风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任诞”思想,便具有了“旷达”与“自然”的双重内涵。可见,魏晋的“任诞”思想与儒家的“狂狷”和道家的“自然”一脉相承。儒家思想要求人们遵守礼法、克制情欲,期望创建一个人人都品行优良、遵守规范和准则的社会。但是儒家的人生哲学,常常用人为的制度法则,将人性压抑得喘不过气来。魏晋的文化精神以及审美批评,正是对儒家这方面思潮的反动。魏晋名士反对用道德伦理观念去违反本性,而是期望自然、自由的人生境界。于是,他们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提倡真性情、反对假呻吟。他们肯定人的形神之美,推崇人的真实感情,更提高了自然山水隐逸生活的价值。这一切的目的在于魏晋士人从虚伪束缚的生活中走出来,返回到真实、自然的状态中的强烈愿望。“任诞”影响下的魏晋文化精神以及审美批评,正是这种人性觉醒的标志和体现。魏晋的“任诞”精神在后来的发展中没有消亡,反而历久弥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历代文人的人格构塑。我们可以发现,东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文人们尽管性格不同、各有所长,但是在人格特质的某方面却惊人的一致:他们都恣情任性、愤世嫉俗、潇洒自由、重视真情。同时,在文学方面,诗中的“酒”与文中的“情”无一不在显示着“任诞”思想对文人文风的影响。可以发现,“任诞”精神已经成为了此后历代文人生命中难以消释的人格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