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优化是协调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中央政府制定的“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的基准情景下,深入研究中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环境规制的有效测度是进行可靠实证分析的前提。首先,本文综述了环境规制测算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当前环境规制测算的两个潜在问题:多维性和可比性。其中,污染物和规制政策的多样性造成了多维性问题,可比性问题则主要由地区间行业结构、排污强度不一致引起。而大量文献在使用综合评价指标法测算环境规制强度时往往忽略多维性和可比性的问题,使得测算结果缺乏一定的说服力,甚至可能造成颠覆性的实证结果。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测算修正指标体系,即单位污染物治理成本,拟解决可比性问题;同时引入极值熵值法计算权重分配,解决多维性问题,从而计算得到各地区的修正环境规制强度。在此基础上,选取2000-2014年期间中国30个省际的面板数据。讨论分析了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形势,然后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机理入手,就环境规制能否有效驱动产业结构高度化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过程中考虑变量滞后内生性问题,并运用GMM估计和动态门槛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倒逼效应及两者之间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以单位产值治理投资额指标体系测算的结果会高估污染密集型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而低估清洁密集型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修正指标体系测算得到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在地区规制强度排名和时间趋势上都产生了巨大差异;动态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有效倒逼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倒逼效应存在一期滞后,当以环境规制自身作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倒逼效应并非呈现单调性,而是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两者之间呈现正“U”型的非线性双门槛关系。即较弱的规制强度不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当规制强度跨过第一个门槛值时,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倒逼效应才逐渐显现,当环境规制强度继续提升越过第二个门槛时,其倒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弹性系数显著增加;样本分组结果表明我国大部分省份环境规制强度尚且较弱,政府可进一步提升规制强度来增强环境规制在产业层面的倒逼效应以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另外,我国现阶段的产业投资结构和外商投资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调整产业投资结构和“筛选”外商投资也将成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有力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