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先生是现代安徽学人中的重要代表,也是海外中国学领域中的杰出华裔史家之一,在国内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其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都值得深入研究。张灏先生先在台湾求学,后赴美深造,受其导师史华慈先生治学理路的熏陶,研究张灏先生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我们拓展研究思路与方法。“幽暗意识”是张灏先生提出的重要学术概念并形成一定体系,其发展经历一定的积累,受过多位老师的启发,其中以殷海光先生和尼布尔为重。经过发展,“幽暗意识”论包括广狭两重意义,狭义上的“幽暗意识”主要指我们需要正视与警觉人世间的种种阴暗面；广义上的“幽暗意识”指根据这种正视与警觉去认识与反思人性在知识上与道德上的限制。广狭二义的定位使得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论具备两个基本面相。学兼中西的特点,使得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论具备多维的思想来源。忧患意识、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共同构成了“幽暗意识”论思想来源中的“中国元素”,忧患意识和“幽暗意识”具有相当的契合点,二者都强调对世界的警醒,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则使得这种警醒获得了操作手法上的思想指导。尼布尔的“危机神学”和马克思的异化观念乃张灏先生“幽暗意识”论的“西方营养”,“危机神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突出了原始基督教义的警示作用和现代启迪,“幽暗意识”则不认同马克思的异化观念下人类改造的先验性。张灏先生将1895-1925年的近代中国看作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转型时代具有“内”、“外”两重特征。“外”的方面,乃思想知识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主要体现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和以知识阶层为代表的社群媒体。“内”的方面,就是此时期内知识分子思想内涵的巨大变化,变现为中国文化的取向危机和新的思想论域出现。“五四”乃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变动时期,思想的两歧性变现明显,其中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的交错尤为明显。张灏先生“幽暗意识”论的重要落脚点在于对民主政治的思想关怀。西方思想中有两个“幽暗意识”的体现点,基督教不相信至善的可能和重视客观法律制度的倾向,清教徒在美国的发展和阿克顿爵士的思想更好地展现了这两个特点。“幽暗意识”在中国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中皆有一定体现,但由于成德意识和“圣王”思想的限制,使得“幽暗意识”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张灏先生将其称之为中国传统开不出宪政的一个思想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