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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极大的危害了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流动性，让世人直面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给人们敲响了警钟。2002年以来，美联储长期实行的低利率，被普遍认为是引发本轮金融危机的首要原因。抵押物价值、资产价格及证券化产品在低利率及流动性充足的刺激下膨胀，使得金融机构信贷扩张，杠杆增大，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这场始发于金融中介机构次级贷款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政界和学界都意识到研究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金融中介机构在经济波动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关注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利率、信用、非资产价格和汇率等传递途径来影响经济总产出的。根据Mishkin(1995)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划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其中，信贷渠道又可以细分为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这里的贷款渠道假定货币政策是中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影响银行对风险的容忍程度。它关注于信贷供给数量的增加，而对信贷供给质量的变化关注较少。
2008年，Borio和Zhu首次提出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Bank Risk-taking Channel)这一概念。他们认为货币政策不但影响信贷供给数量，而且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风险的识别、测度和偏好，改变他们对资产的定价和投资组合的构成，进而改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下，银行具有承担更多风险的激励，风险容忍度增加，贷款扩张，风险承担水平上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关注货币政策实施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是对传统货币传导机制的有效补充。这一渠道主要通过估值与收入效应、收益搜寻效应、竞争效应和保险效应四个效应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货币政策攸关金融稳定，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而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目的的范畴。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2002-2012年间61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参考Delis和Kouretas(2011)的方法，建立动态面板基准模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文中主要从四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第一层面，探讨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是否存在，从既有文献采用的代理变量中比较分析筛选出更符合我国实际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第二层面，考察银行微观特征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联的，研究在货币冲击下，它们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是具有激励效用还是抵消效用;第三层面，考察不同的货币政策立场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否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地非对称性;第四层面，既然不同的货币政策立场会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非对称的影响，本文创新性地研究了处于不同风险承担水平下的银行，货币冲击对他们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由于本文设定的模型中含有被解释变量Risk的滞后一期值，如果使用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模型都会是有偏的，文章使用Arellano和Bond于1991年提出的广义矩阵一阶差分动态面板估计法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
(1)我国货币政策代理变量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由于本文中，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值降低说明货币当局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实证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引起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此外，银行微观特征也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流动性好的银行风险水平较高;资产回报率越低的银行可能为了改善盈利水平，采取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承担更高的风险水平;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自有资金较多，经营策略更加保守;规模大的银行可能受到更严的监管控制，经营更加谨慎和保守。
(2)资本充足率越高，资产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的银行，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的能力越强，也就是说资本充足、规模越大、流动性强的银行，其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越不敏感。此外，资产回报率越高的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受货币政策影响更大，对货币政策冲击更敏感，资产回报率高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
(3)货币政策立场虚拟变量和货币政策代理变量的交互项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代理变量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也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刺激效用更强，货币环境宽松时，扩张的货币政策引起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增加值，大于货币政策紧缩时，同程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引起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减少值要大。
(4)处于高风险水平的银行受货币政策影响更大，维持其他变量不变，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每下降一个单位，风险水平高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的越多，对货币政策冲击反应更强烈。这与“习惯形成”有关，银行的经营策略和投资决策，受自身习惯的影响，风险水平高的银行可能风险容忍程度较高，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较小，在货币政策冲击下，风险承担水平变动也较大。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确实存在的，货币政策是非中性的，它会影响银行微观个体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影响银行系统的风险性。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攸关金融稳定与发展，那么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是适宜的，面对货币政策冲击，银行经营者应该如何管理自身风险，以避免风险承担过度，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监管者又应该采取怎样的监管措施以维持金融稳定。笔者在文中分别针对监管者、货币政策制定者和银行经营者提出一些个人的建议与看法:
首先，从监管层面来看，监管部门不仅要持续加强银行微观层面监管，如最低资本要求、流动性指标要求、杠杆率限制等，而且还应该在监管中引入宏观审慎监管理念，防范金融危机。监管政策中应该明确统一银行风险管理的操作及防控规则。此外，在货币政策冲击下，监管者应重点关注高风险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变动，对其风险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防止个体风险承担过度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从货币政策制定来看，央行利率政策的灵活性应该提高，要控制低利率的时间跨度，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出现。在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上应尽量完善合理，较为全面考虑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居民生活水平，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范畴。此外，在选择调控手段时，应在充分考虑宏观环境和银行资本状况等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冲击类型，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搭配使用。
然后，从银行经营者角度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全范围的，政策转向或预期改变引发的震荡并非是银行个体的简单加总，金融系统风险的蔓延性和传染性引起的共振效应不容小觑。银行经营者应审慎评估自身风险容忍能力，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眼光，将可预见的系统风险变动考虑在内，稳健经营，追求盈利性、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协调统一。
最后，从金融监管者、货币政策制定者和银行经营者三者关联来看。首先，由于我国实际上存在政府隐性担保，银行作为盈利性机构，可能会放松风险的管理，落实货币政策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应该大力提倡商业银行风险自担的理念，尽快推出银行破产法。其次，应该保证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互通，让货币当局及时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在充分考虑金融系统风险承担状况的基础上，制定实施货币政策。
本文针对我国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全面的归纳了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理论机制及影响因素。二是斟酌选取了符合我国基本现实的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和银行风险测度指标。三是建立了一阶差分GMM动态面板估计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进行分析研究。四是创新性的提出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按高、中、低分为三组，进行比较分析，观测不同风险水平分组样本的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从而发现货币政策对处于不同风险水平的银行的差异化影响，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建议。
本文的不足主要有两点:1、限于我国银行数据的不足，导致在衡量银行风险时，指标选取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从而导致实证结果也未能充分反映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全貌。2、本文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没有考虑银行治理结构、股权结构等方面因素对其的影响，研究的内容尚且不够完善。
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关注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利率、信用、非资产价格和汇率等传递途径来影响经济总产出的。根据Mishkin(1995)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划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其中，信贷渠道又可以细分为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这里的贷款渠道假定货币政策是中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影响银行对风险的容忍程度。它关注于信贷供给数量的增加，而对信贷供给质量的变化关注较少。
2008年，Borio和Zhu首次提出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Bank Risk-taking Channel)这一概念。他们认为货币政策不但影响信贷供给数量，而且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风险的识别、测度和偏好，改变他们对资产的定价和投资组合的构成，进而改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下，银行具有承担更多风险的激励，风险容忍度增加，贷款扩张，风险承担水平上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关注货币政策实施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是对传统货币传导机制的有效补充。这一渠道主要通过估值与收入效应、收益搜寻效应、竞争效应和保险效应四个效应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货币政策攸关金融稳定，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而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目的的范畴。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2002-2012年间61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参考Delis和Kouretas(2011)的方法，建立动态面板基准模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文中主要从四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第一层面，探讨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是否存在，从既有文献采用的代理变量中比较分析筛选出更符合我国实际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第二层面，考察银行微观特征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联的，研究在货币冲击下，它们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是具有激励效用还是抵消效用;第三层面，考察不同的货币政策立场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否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地非对称性;第四层面，既然不同的货币政策立场会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非对称的影响，本文创新性地研究了处于不同风险承担水平下的银行，货币冲击对他们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由于本文设定的模型中含有被解释变量Risk的滞后一期值，如果使用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模型都会是有偏的，文章使用Arellano和Bond于1991年提出的广义矩阵一阶差分动态面板估计法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
(1)我国货币政策代理变量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由于本文中，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值降低说明货币当局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实证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引起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此外，银行微观特征也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流动性好的银行风险水平较高;资产回报率越低的银行可能为了改善盈利水平，采取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承担更高的风险水平;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自有资金较多，经营策略更加保守;规模大的银行可能受到更严的监管控制，经营更加谨慎和保守。
(2)资本充足率越高，资产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的银行，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的能力越强，也就是说资本充足、规模越大、流动性强的银行，其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越不敏感。此外，资产回报率越高的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受货币政策影响更大，对货币政策冲击更敏感，资产回报率高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
(3)货币政策立场虚拟变量和货币政策代理变量的交互项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代理变量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也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刺激效用更强，货币环境宽松时，扩张的货币政策引起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增加值，大于货币政策紧缩时，同程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引起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减少值要大。
(4)处于高风险水平的银行受货币政策影响更大，维持其他变量不变，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每下降一个单位，风险水平高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的越多，对货币政策冲击反应更强烈。这与“习惯形成”有关，银行的经营策略和投资决策，受自身习惯的影响，风险水平高的银行可能风险容忍程度较高，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较小，在货币政策冲击下，风险承担水平变动也较大。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确实存在的，货币政策是非中性的，它会影响银行微观个体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影响银行系统的风险性。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攸关金融稳定与发展，那么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是适宜的，面对货币政策冲击，银行经营者应该如何管理自身风险，以避免风险承担过度，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监管者又应该采取怎样的监管措施以维持金融稳定。笔者在文中分别针对监管者、货币政策制定者和银行经营者提出一些个人的建议与看法:
首先，从监管层面来看，监管部门不仅要持续加强银行微观层面监管，如最低资本要求、流动性指标要求、杠杆率限制等，而且还应该在监管中引入宏观审慎监管理念，防范金融危机。监管政策中应该明确统一银行风险管理的操作及防控规则。此外，在货币政策冲击下，监管者应重点关注高风险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变动，对其风险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防止个体风险承担过度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从货币政策制定来看，央行利率政策的灵活性应该提高，要控制低利率的时间跨度，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出现。在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上应尽量完善合理，较为全面考虑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居民生活水平，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范畴。此外，在选择调控手段时，应在充分考虑宏观环境和银行资本状况等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冲击类型，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搭配使用。
然后，从银行经营者角度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全范围的，政策转向或预期改变引发的震荡并非是银行个体的简单加总，金融系统风险的蔓延性和传染性引起的共振效应不容小觑。银行经营者应审慎评估自身风险容忍能力，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眼光，将可预见的系统风险变动考虑在内，稳健经营，追求盈利性、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协调统一。
最后，从金融监管者、货币政策制定者和银行经营者三者关联来看。首先，由于我国实际上存在政府隐性担保，银行作为盈利性机构，可能会放松风险的管理，落实货币政策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应该大力提倡商业银行风险自担的理念，尽快推出银行破产法。其次，应该保证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互通，让货币当局及时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在充分考虑金融系统风险承担状况的基础上，制定实施货币政策。
本文针对我国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全面的归纳了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理论机制及影响因素。二是斟酌选取了符合我国基本现实的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和银行风险测度指标。三是建立了一阶差分GMM动态面板估计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进行分析研究。四是创新性的提出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按高、中、低分为三组，进行比较分析，观测不同风险水平分组样本的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从而发现货币政策对处于不同风险水平的银行的差异化影响，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建议。
本文的不足主要有两点:1、限于我国银行数据的不足，导致在衡量银行风险时，指标选取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从而导致实证结果也未能充分反映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全貌。2、本文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没有考虑银行治理结构、股权结构等方面因素对其的影响，研究的内容尚且不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