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耸人听闻的食品安全谣言在我国社会的各个场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食品安全谣言的传播扩散,不仅给公众带来心理上的恐慌,也影响了我国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还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本文认为,食品安全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应该纳入到特定的情境中去探讨,即风险社会与转型社会的“双重语境”。在该情境中,风险感知与政府信任是公众对风险社会与转型社会的心理投射。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调查探讨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食品安全谣言传播的影响。本文将广州市公众作为研究对象,以多则食品谣言情景信息为例,探讨上述关系。为探究解释变量的净影响,本文引入谣言公式中的传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公众传播食品安全谣言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探索性地将谣言取信度作为中介变量加入模型中,研究发现:1.公众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普遍较高,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感知严重性、感知恐惧性对食品安全谣言告知行为、交流行为都有显著关系;公众的风险感知越高,越容易主动告知他人谣言信息,也倾向于对谣言信息进行讨论交流;谣言取信度在风险感知与谣言传播的关系中并未产生中介作用。公众在食品安全上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普遍不高,政府信任与食品安全谣言的传播并无显著关系。2.控制变量中信源可信度与焦虑情绪均对食品谣言信息告知、信息交流有显著正相关;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性别与教育程度均不同程度地影响食品谣言信息告知行为,但仅有性别变量对谣言交流行为有显著影响。谣言取信度在信源可信度、焦虑情绪、性别、教育程度与信息告知的关系中都产生中介效应。但对于信息交流行为,谣言取信度未能对任何变量起到中介作用,即公众的谣言信息交流行为并不是建立在信息信任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