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关于温室气体和碳减排的探讨日益激烈,包括“巴厘路线图”的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进程(2011年南非德班会议),以及世界各类经济集团(特别是在欧洲)准备使用一系列单边措施来对付碳减排问题。贸易与环境应该如何在后京都时代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议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本文从MRIO模型的视角,计算了1995年到2005年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产生的碳足迹。笔者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组:新兴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研究主要发现三点。第一,全球贸易产生的碳足迹从1995年26亿吨增长到2005年的45亿吨,它占全球碳足迹的比重也相应的从大约13％增长到17％。第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净出口到发达国家的碳足迹在1995年达到了20亿吨,而这个数值在2005年增加至36亿吨,并且,发达国家增长的近六成的碳足迹泄漏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和南非等六国).第三,以生产为基础核算碳足迹与以消费为基础核算碳足迹存在巨大的鸿沟,以2005年为例,采用前者统计的碳足迹使得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碳足迹被高估8％到39％不等,使得发达国家的总碳足迹被低估了25％。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计算结果的政策含义,首先,我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必须注意到由于核算体系的不合理而造成本国碳足迹被高估的情形,不同核算体系间的鸿沟使得本文必须要考虑对当前以生产为基础的贸易碳足迹核算体系的政策调整。只有使用消费为基础的碳足迹核算体系,才可以实现一国消费系统(在国内)和为满足消费需求而形成的生产系统(发生在全球)二者良好的统一。其次,我国应该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在应对边境调整措施的同时,防止发达国家把大量污染性行业转移到国内.碳泄漏的存在使得我国必须要控制国内进行的大型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以防对我国环境和能源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后,无论对于像我国一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可以制定相应的区域贸易协定,对低碳强度产品的贸易,低碳技术的投入给予特别的贸易政策优惠,甚至可以组建诸如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联盟,进而可以促进低碳产品的贸易和消费。通过这种途径,改变贸易模式,这将直接有利于全球碳减排。　　 本篇论文运用了统一的模型并结合国家贸易数据,从而可以更准确的估计贸易里隐含的碳足迹,并且更合理的比较不同类别国家的碳足迹。本文的研究指出了碳足迹的不合理分布同碳泄漏以及核算体系之间的关系,对不同国家的碳足迹进行分组研究,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上,这在学术界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