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郭沫若十七年时期诗歌中的“删”、“改”现象入手,通过分析郭沫若对写给斯大林的三首祝寿诗的删改、《新华颂》的两处修改、组诗《陕西纪行十首》删削以及有关“三面红旗”诗歌的写与删等问题,力图还原郭沫若建国后诗歌创作的历史文本,阐释郭沫若在建国后的生存处境,探讨这种删改背后所隐含的讯息,进而回答建国后郭沫若研究的一些疑难问题。全文分为四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郭沫若对写给斯大林的三首祝寿诗——《斯大林万岁》、《我向你高呼万岁!》和《集体力量的结晶》相关的删改。《斯大林万岁》、《我向你高呼万岁!》都是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所作,这两首诗歌的写作背景与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有密切关系。《斯大林万岁》和《我向你高呼万岁!》最初收入在《新华颂》中,一九五三年三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七年编入《沫若文集》第二卷时,作者删去了《斯大林万岁》,并对《我向你高呼万岁!》进行了修改。《集体力量的结晶》即修改后的《我向你高呼万岁!》。这一删一改之中,一方面透示着中国对苏关系及对斯大林态度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一个全面而真实的郭沫若便呈现在我们面前。第二章主要论及《新华颂》的两处修改。《新华颂》作为郭沫若对新中国的献礼,在1949年10月1日,即开国大典这一天发表于《人民日报》,堪称是新中国的第一颂诗。而1977年出版的《沫若诗词选》中,作者却对《新华颂》进行了修改,《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所收录的,就是修改后的版本。郭沫若对《新华颂》的删改,与毛泽东惯用的“东风”、“西风”说以及毛泽东曾写过的否定《礼运·大同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文字不无关联。透过这种删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紧紧追随,并由此可以把握郭沫若在大跃进之后陷入越来越复杂化的中国政治格局中的立场和态度。第三章论述了郭沫若的组诗《陕西纪行十首》删削的问题。这组诗篇在1960年4月《诗刊》上发表时依次分别为《颂延安》、《访杨家岭毛主席所住窑洞》、《谒延安烈士陵园》、《游乾陵(其一)》、《游乾陵(其二)》、《游乾陵(其三)》、《吊章怀太子墓》、《游顺陵》、《雨中游华清池》、《在西安参观工厂》。而《郭沫若全集》中只收录了其中的《颂延安》、《访杨家岭毛主席所住窑洞》、《谒延安烈士陵园》和《在西安参观工厂》四首,其余六首则未收入。《陕西纪行十首》这一组诗,作于1960年3月郭沫若赴陕西期间,此次陕西之行与郭沫若的一部历史剧《武则天》的创作有关。之后文艺界展开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历史题材的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呼吁文艺界多写工农兵,多表演现实的题材。由此,善于跟风的郭沫若将这六首有“美化帝王将相,歌颂才子佳人”之嫌的诗歌剔除出《陕西纪行十首》,也就不足为怪了。第四章主要论述了郭沫若有关“三面红旗”诗歌的写与删。对“三面红旗”的评定在郭沫若那里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尽管郭沫若在六十年代初已经清楚地知道中央上层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他本人对“三面红旗”也有很大的保留,但由于毛主席始终坚持要高举“三面红旗”,于是郭沫若继续创作大量歌咏“三面红旗”的诗作,其有意迎合的姿态甚为鲜明。到了1977年郭沫若亲自校阅《沫若诗词选》的时候,尽管当时的中央对“三面红旗”没有丝毫的异议,郭沫若却主动删刈了部分歌咏“三面红旗”的诗歌,在这“写”与“删”的前后貌似自相矛盾的举动中,恰恰透露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信息,而这也成为了郭沫若诗歌删改过程中富有光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