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文献记载中的周公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早期文献中对周公的历史记述,以及后世传说对周公事迹的增益附会,以周公制礼作乐及其礼乐在鲁国的传承为起点,描绘出周公史述与传说的变动轨迹,还原出周公事迹及传说发展的大致脉络,并探讨这种变动与发展背后深层的文化动因。全文凡计五章:第一章为周公“制礼作乐”史述考证。武王死后,周公“尹三事四方”,营洛邑以控制东方,周公之周与成王之周并立,这也是周公制礼以及形成“称王”传说的权力基础。居洛期间的周公,拥有丰富的殷商文化资源与巫史人才,奠定了周公制礼作乐的“文献”基础,也决定了制礼作乐的基本方式,即对殷礼进行调整,将“商人典”纳入“文王之典”内,并使之“咸秩无紊”,从而形成了“周公之典”与西周的“文治”传统。第二章分析鲁国的礼乐传承及其对周公的推重。《豳风》及其东传,体现了周公与鲁国以夏自尊、用夏变夷的文化政策与统治方略。鲁国“法则周公”,守“周公之典”而重礼乐。鲁僖公时欲以礼乐争霸,打出了“周公之后”的旗号,鼓吹周公制礼作乐,并在鲁国复礼、郊天。为与宋之《商颂》抗衡,鲁僖公令人创作了《鲁颂》,突破了天子礼乐的使用限制。鲁国对“周公制礼”与鲁“周公之后”的宣扬,确立了周公在姬姓中的特殊地位。霸主晋国对“周礼尽在鲁”之说的确认,提升了周公在周代礼乐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楚、吴“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获得了诸夏的身份,承认了鲁、晋对周公的评价,周公影响力波及四夷,“周公奔楚”传说因此流行。第三章讨论周公作品的生成与后世的附益。《常棣》源自周公封建亲戚并会燕诸侯之诗,召穆公复行“纠合宗族于成周”之礼,在旧诗之上促成《常棣》。《常棣》、《角弓》、佚“棠棣”等诗是以“周文公之诗”为母本的系列文本。《逸周书》中“以数为纪”的篇章,属于《洪范》类文献,以数为纪与数类知识的形成,源自于西周巫祝、瞽史对数字的崇拜认知与“数典”“工典”的职业传统。周公《洪范》类文献的集中出现,体现了东周知识阶层对“周公训典”的汇集整理。汉代以后,在古文经学的传述中,大量的经典文献被视作周公制礼作乐的成果,周公作爻辞的说法因而形成。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东汉之后还出现了一些托名或附会为周公所著的历算、术数类书籍,如《周髀》、《九章》、《周公解梦》等。第四章考察“周孔”并称与诸子学说中周公的圣化。孔子通过“美周公”“梦周公”,将自己的理想事业与周公之志业贯通起来,在继承周公志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周公制礼作乐的塑造与重构,成为后世理解、认识、讨论周公及制礼作乐的起点。由于儒家在政治伦理方面存在理论困境,在一段时期内,并未对周公摄政、归政、杀兄等史事做出自洽的解释,因此造成了周公圣化的理论障碍。《墨子》对周公圣化问题的解决思路,为孟子、荀子等在儒家学说体系内解决周公圣化的问题,奠定了论证基础与思想准备。孟荀圣人学说对周公圣化问题的解决,将周公纳入到其道统之内,提高了儒家学说的地位以及在历史经验上的话语权,周孔之道由此形成。第五章讨论秦汉文献对周公事迹的整合。战国至秦汉间,周公的形象与事迹以故事累积的形式走向丰富。今文经传与《史记》对周公故事的吸收与整合,促进了周公形象、事迹的定型与凝固。由于周公事迹与西汉国家结构、政治形势的高度契合,“周公故事”逐渐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并在政治话语中发挥作用。霍光依周公故事,辅佐昭帝,铲除异己,废立君王,为王莽将“周公故事”与周公符命融合起来,以“异世同符”“如周公故事”为据篡汉奠定了基础。光武帝“增损图书”,删除改造了为王莽服务的周公谶命,因而纬书对周公的塑造,更强调其“圣人”“忠臣”的身份。在谶纬内学的主导下,周公“辅周弘道”的形象逐渐深入民心,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政治、文化符号,周公的圣化亦得以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