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指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个罪，而非刑法第六章第七节的类罪。从世界各国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立法规定来看，该罪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中、都被视为最严重的一类毒品犯罪而采取严刑峻法加以惩处。我国对该罪的规定始于1979年刑法典的制定，但当时没有将走私毒品这一犯罪与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并列规定在一起，而是单独按走私罪定罪处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一次把走私毒品这一犯罪与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并列规定在一起，同时将1979年刑法规定的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的行为顺序进行了调整，形成了现在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1997年刑法将《关于禁毒的决定》的内容纳入了刑法典中，并对相关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形成了完备的惩治毒品犯罪的立法。新刑法颁布施行后，最高法院相继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和座谈会纪要精神，这些与现行刑法典一起构成了司法实践中认定和处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件的主要依据。但是由于刑法典对该罪罪状的表述上采用的是简单罪状的方式，这就导致刑法界对该罪客观行为表现的界定和主观方面是否以牟利为目的，以及划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既遂与未遂形态的标准等方面分歧较大，司法实践中掌握的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正确认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主观故意、既遂、未遂形态、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等，对于有利打击毒品犯罪，准确区分该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的界限，以及准确适用这一罪名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依据，结合有关刑法理论，对该罪的有关司法认定问题作写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