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行业抓住全球制造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凭借廉价传统资源优势,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迅速崛起,逐步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与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兴起的双重挤压,因而亟需寻找有效路径转型升级,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在当前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下,被动等待“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已不可行,应选择适宜性技术形成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促使我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技术进步是制造业结构演变的根本原因,因而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首要动力机制便是技术进步。因此,在当前环境规制日渐趋紧的背景下,强化环境规制能否促进技术进步、能否推动制造业行业转型升级,便成为社会公众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首先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从理论层面进行梳理,采用熵权法构造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数,并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分别与技术创新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检验规制强度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并寻找规制强度的最优区间;其次,将环境规制引入Acemoglu(2002)两部门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机制,利用CES生产函数构建标准化系统方程,通过可行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测度2005-2015年中国28个省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双重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偏向性作为中介变量引入直接影响回归模型,通过构建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双重环境规制的交互项来检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间接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对于正式环境规制,随着规制强度的提升,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关系,规制者能够选择最优规制区间;非正式环境规制虽然有利于技术创新,但其促进作用随着规制强度的提升而减弱。(2)2005-2015年我国28个省份制造业技术进步在整体上表现为资本偏向;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性存在差异化影响,正式环境规制会强化技术进步的资本化偏向,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则会弱化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3)双重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存在差异,正式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只有跨过拐点才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正式环境规制可以与中介变量形成良性互动,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间接影响,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则未能通过间接影响路径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应寻找新型动力机制,促使制造业向绿色化转型升级,使我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使得环境规制的正面经济效应充分发挥,并且对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也应相应增加,以充分发挥群众作用;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教育投入,施行“人才政策”以培育引进高技能人才,逐步形成“人才红利”,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研发补贴,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促使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