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彷徨》都被视为《呐喊》的延续,统摄于《呐喊》《彷徨》综合研究和“鲁迅小说”研究的视野之下,而未被视作独立且整体的文本进行整体性研究。已经有学者论述到,《彷徨》与《野草》写于同时期且交错进行,二者皆为内外部因素共同造成的鲁迅“第二次绝望”的产物,在认识到《野草》作为鲁迅处理绝望问题的文本的同时,不能忽视《彷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野草》是《彷徨》高度结晶的精神产物,《彷徨》自身则融合着鲁迅对绝望与生存、自我与生活两个向度的思考。本文将《彷徨》置于鲁迅“第二次绝望”的背景下,在《彷徨》自身的整体性和鲁迅思想与文学的整体性的双向互动中进行分析论证:《彷徨》接续着《狂人日记》被“听将令”压抑和暂缓的“绝望”问题,鲁迅在《祝福》中重新发现了“启蒙者与启蒙、自我与行动”的矛盾;经由《在酒楼上》展开自我反思的时间和空间,在旁观《幸福的家庭》《示众》时,鲁迅发现了个人的对自我当下现实的忽视,“当下”问题被着重提出;在《长明灯》《孤独者》《伤逝》中,鲁迅对启蒙者和自我进行着反思,通过追加死亡释放了死亡的意义,确定了行动的唯一性;《肥皂》《高老夫子》《弟兄》《离婚》既是鲁迅调节“沉闷”的方式,也成为鲁迅解决绝望问题之后不得不再次介入的当下现实,正是在对当下“悲哀”现实的切身体认中,摆脱预设和前提的鲁迅获得了行动的意义,而这也通向杂文等鲁迅后期的其他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