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详细考察武田泰淳对《史记》的解读;分析他在对《史记》的解读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史观、对人的认识以及对自我的认识,并指出他的这种认识与其文学志向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以武田泰淳的世界史观为中心展开论述。武田泰淳曾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在复杂的战场经历中萌发了对终极问题的思考欲望,也因为他受“京都学派”历史论争的影响,从深受西方影响的近代日本的角度出发,应用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史记》。武田泰淳对《史记》的解读一开始从《史记》本身出发,后来逐渐脱离,从宏观观念上对《史记》进行抽象化思考,融入武田自己对世界和历史的思考,形成了他独特的世界史观。第二章探讨武田泰淳的对“人”的理解。武田泰淳在大学时代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也受山本健吉等人所主张的以人为根本的历史观的影响,并且在战争中意识到“人”的重要性,最终在《司马迁》中得出的结论,将“人”放在了世界和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武田认为人分两类,即强者和弱者。强者即“政治人”,推动世界和历史发展。成为“政治人”的决定因素并不在善良,道德等品质因素,而在于“力量”。第三章考察武田泰淳的自我认识和文学志向。武田因为自己僧侣之子的出身和不彻底的学生运动经历,始终抱着自卑感,屈辱感和无力感,这在《司马迁》中变成了对自己的彻底否定和“弱者”的自我定位。武田认为,《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是《史记》的中枢,与司马迁的自我相关联,因为孔子,伯夷,叔齐,屈原,司马迁都是政治失败者,都是“弱者”。而武田自己与司马迁强烈共感,也将自己归于“弱者”之列。这样的定位产生反而促成了武田泰淳“记录现代历史”的文学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