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和交流合作越来越深入和频繁,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政策,秉承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与其他国家贸易的交流。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各国的货币政策之间必然存在越来越多的关联。美国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发达国家,其货币政策的转变势必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溢出效应。如今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处在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上,金融机构不仅受到国内经济环境的制约,也与国际市场的干预政策密切相关。美国自2008年为应对次贷危机采取了四次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政策,2014年10月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机制后多次采取加息降息的方式对货币政策进行常规调控,这些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2018年和2019年间,中美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升级,中国由于高科技产业核心技术不具备竞争力,外贸市场对美国依赖程度较高。同时越来越多的对外开放政策和与美国贸易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金融市场必然会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国内外学者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十分重视,有关发达国家之间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及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通胀以及货币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屡见不鲜,研究结果都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化步伐加速,随着国际游资的不断进入和退出,关中国国家金融稳定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关系开始暴露出来,已有学者开始对这方面展开研究,并肯定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存在。本文就是在以上经济背景下,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国际传导基础上,采用TVP-VAR模型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风险时变性的溢出效应。考虑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异质性影响,本文选取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作为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政策的指标,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常规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结合相关学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度量,选用金融压力指数测度作为衡量金融风险的指标,选取银行、房地产、股票和外部金融市场的压力指数作为代表,利用CRITIC赋权法确定合适的权重,构建系统性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也就是代表中国金融风险的指标。变量选取的是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月度数据。文章结合国际传导机制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经济形势,建立TVP-VAR模型,模型由美国资产负债规模,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系统性中国金融风险变量构成。模型分别考察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同时反映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异质性影响。同时TVP-VAR模型能够更全面地刻画美国货币政策长期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的动态溢出效应,深入探究对中国各个市场的不同影响和原因。本文通过分析TVP-VAR模型下的等间隔和时点性脉冲响应函数,得出以下结论。美国货币政策确实对中国金融风险有显著的冲击,美国资产负债规模对中国金融风险的冲击前期有下降的趋势,中后期是负向且稳定的,且将会一直持续。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中国金融风险的冲击是先增后减的,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脉冲响应达到峰值,将来会维持正向且稳定的冲击效应。综合来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是持续而显著的。这表明中国金融市场要采取相关措施,既不能放缓中国国际化的步伐,也要及时采取相关措施预防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风险带来的更大冲击。通过对TVP-VAR模型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和建议。第一,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和灵活性。针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干预,中国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研究,及时根据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适时调整本国的货币政策,同时保障自身货币政策稳健性。第二,推进产业结构化升级。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尽快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并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扶持,提高民族创造力和创新技术,减轻中国外贸市场对美国的依存度。第三,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变屡次造成了短期资本的流动,极大地威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为了避免国际游资对中国金融市场造成更大的冲击,理应对双向流动的短期资本项目建立严格的管制。第四,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是美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所以为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必须要完善人民币汇率改革机制,让人民币成为中国的武器而不是软肋。第五,加强中国金融风险管控。中国各个金融市场紧密相连,为避免相互传导金融风险,应拓宽各市场融资渠道,协调各部门风险管控,完善风险管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时树立风险预警机制,降低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第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无论是对于本国还是国外的冲击,都必须重视宏观审慎政策的完善,只有从宏观处着手,强化各部门之间的配合机制,才能预防今后美国货币政策进一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