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予以立法化，对此值得肯定，但法条规定过于模糊，很多问题尚待进一步厘清。本文以出卖人体器官罪入刑的背景为起点，着力探知立法者的意图，并结合具体案例，对法条规定的三款内容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就器官罪认定中的几个重要的刑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问题的建议。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概括介绍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入刑背景。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矛盾凸显，民生领域的矛盾尤值得关注，此即社会背景。器官非法买卖行为近几年来日渐猖獗，原有的行政立法已不足以规制，此即现实背景。组织行为在器官犯罪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得不到有效规定，为了严密刑事法网，需要适度的犯罪化，此即立法背景。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法条解析。分别结合三款内容来进行分析：第1款中，主要是对人体器官、“组织”行为、出卖行为的理解。人体器官仅限于具有独立机能的器官组织，“组织”行为仅限于基于和平手段实施的行为。出卖行为不等于贩卖行为，不包括收购并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第2款中，主要对“同意”、“欺诈、胁迫”、法律性质等内容进行了分析；第3款，主要对“近亲属”的范围、“同意”的含义及其方式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主要是认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的几个疑难问题。结合具体案例，对单位犯罪问题、共同犯罪问题、既遂标准、各罪区分、被害人同意五个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问题以前较少被提及，我们认为单位犯罪具有现实性，应该进行研究，虽然没有被归入器官犯罪，但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理，没必要重新立法。被害人同意问题也以往的研究中也较少被论及，本文也进行了关注。第四部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完善建议。针对法条内容分析及该罪认定中的主要问题，分别从刑事司法方面、刑事立法方面、刑事政策方面三个层面出发，就司法实践、立法建议、刑事一体化思想等角度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