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疾病的到来往往意味着日常生活和周遭世界的共同改变。尤其是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疾病不仅造成了行为能力和生活方式的明显改变，而且还潜在地伴随着性格特征、情感态度、审美趣味、精神面貌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具体到某个长期患病的作家而言，他所经历的独特的疾病体验、疾病所改变的生活方式、疾病所带来的命运的转折等等因素，都会或隐或显地渗透到他的个性心理和精神状态当中去，从而影响他的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格。本文选取鲁迅、孙犁、史铁生三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为重点研究对象，从疾病心理的角度考察他们的患病经历与创作历程之间的关联，并努力揭示出这种关联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和意义。　　鲁迅一生患有多种疾病，疾病对其创作的影响不可低估。首先，鲁迅长期处于一种低热状态，这种长期的低热状态以及在这种状态刺激下的攻击性心理，是促使鲁迅移居上海后放弃“教书”、选择“作文”的原因之一，也是鲁迅偏爱杂文的原因之一。也因此，虽然鲁迅的创作风格以冷峻著称，但他的写作仍可称之为“有热度的写作”。其次，鲁迅写有不少关涉疾病的小说，其自身对疾病的态度、疾病体验以及求医问药的经历都影响了他在创作时对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以及小说结局的处理。“药”与“酒”是鲁迅现实生活中的希望与绝望，也是鲁迅创作时的主要矛盾之一。第三，《野草》中的死亡意蕴与鲁迅的疾病体验有关。此外，鲁迅一生中有两次较为集中的散文创作期，但因为《朝花夕拾》是鲁迅写于大病已愈、生命力逐渐转弱为强之际，而1936年的《我的第一个师父》等散文是鲁迅写于重病缠身、死亡随时可至之时，所以，虽然它们有着相似的回忆性散文的外壳，但它们的内蕴包括创作心理以及所隐含的深意特别是其中的生死观都是大为不同的。　　孙犁的病很少被研究者所关注，但理解孙犁的病对理解孙犁中晚年的创作非常关键。孙犁是一名抑郁症患者，这一疾病有着复杂的社会根源，其病情的变化也与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1962年前后，因政治气候变暖，孙犁的抑郁症有所好转，但抑郁症的魔爪也在他这一年的创作活动中留下了标记。“文革”后期，孙犁陷于包书皮的强迫症中不能自拔，“书衣文”的写作成了孙犁宣泄内心苦闷的唯一途径。“文革”结束后，孙犁恢复了创作，但由于抑郁症的纠缠，孙犁在席卷整个文坛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浪潮中成了远远独立的边缘人。抑郁症的迁延不愈，也是导致孙犁晚年创作风格发生明显变化的原因之一。　　史铁生的残疾及其创作是颇受关注的，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被研究者们忽视了。首先，在插队生涯中不幸罹患腿疾终至双腿瘫痪的史铁生，为什么会写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样充满深情和眷恋的作品呢？史铁生的小说多有自传色彩，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史铁生双腿瘫痪后的特殊心理对他的回忆产生了强大的干预作用，对他的记忆进行了选择、重组和改写。其次，因残疾而形成的特殊生活方式，既造成了史铁生对空间感觉的变化，也导致了他对时间体验的改变。在史铁生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梦幻与现实相重叠的混沌感，而空间往往被时间化了，语言呈现出一种突出的宁静美。最后，因为残疾的影响，史铁生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身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