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逐步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长期的产能过剩不仅影响微观经济,扭曲企业行为,造成资源浪费,还会对宏观经济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产生负面作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治理力度,然而产能过剩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强化对产能过剩的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逐渐由纯政治考核演变为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标准的综合考核。在这一激励机制下,地方官员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逐步将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以提升政治竞争力。由于政企双方可以通过合谋获取利益,企业加大投资往往可以获得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从而致使部分企业盲目过度投资,进而对产能过剩起到推动作用。本文在系统测度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状况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中国三大区域的产能利用率波动情况,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分析了官员升迁体制对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作用机制和量化影响程度,为政府制定抑制产能过剩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论文首先测度了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状况,分析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波动趋势。本文选取1999-2013年30个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除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成本函数法定量分析了各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的产能利用情况,并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各个省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现象,只有少数省份的产能利用率变动情况与全国总体变动趋势一致,并且整个国家的经济周期并不能代表某个地区的经济周期,影响整个国家产能利用情况的因素也不一定对各个省份都适用。中国的官员升迁和政绩考核体制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导致了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现象。论文在系统分析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和升迁体制对投资行为影响机制和产能过剩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阐述官员升迁、过度投资与制造业产能过剩之间作用机理的一系列理论假说。然后,采用经典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企业过度投资对地方官员升迁和产能过剩的中介效应,最后分区域研究了各个变量对产能利用率的差异化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官员发生职位变动,会增加过度投资程度,而过度投资与制造业产能过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从全国范围来看,过度投资对官员升迁和制造业产能过剩有中介作用；东部地区的过度投资对官员升迁和产能利用率的中介效应最不明显；中部地区模型中多个变量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而西部地区过度投资的中介效应最明显,即过度投资中介了官员升迁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最后,在总结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论文从国内市场化改革、体制机制完善以及国外市场拓展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完善官员升迁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完善投资制度以及优化市场机制和积极进行产业转移、扩大外需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