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汪曾祺“回归”文坛，其清新和谐的小说给充斥着“反思”、“伤痕”的当代文坛打了一支“兴奋剂”，给予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也正因此，人们对于汪曾祺的印象难免有些定型，一提到汪曾祺的新时期小说，不外乎恬淡、温馨，汪曾祺像一只“欢唱的云雀”，给人们带来美和希望。这一方面足以可见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影响之深远，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他九十年代的小说处于研究的盲区。九十年代的小说自然有同于八十年代小说的地方，但更有一些变化。而只有将两个年代的小说连缀起来才能还原一个完整的汪曾祺。因此，本文以汪曾祺九十年代小说为研究对象，八十年代小说为参照，从内容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探讨九十年代小说的变化，并阐明汪曾祺九十年代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最后通过这些问题的探讨，论述汪曾祺这种变化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六个部分构成。论文首先论述汪曾祺九十年代小说内容的变化。从性——从“无邪”到“不伦”、政治——从“美好的虚幻”到“惨烈的真实”、风土人情——从“淳朴性”到“恶魔性”三个鲜明的主题内容的变化感受汪曾祺内心心境的转变。其次研究汪曾祺九十年代小说艺术风格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一、个体说话人发声与文本主流人物发声——从“吻合”到“龃龉”;二、儿童视角——从“人的成长”到“人的终结”;三、结尾的艺术——从“淡化悲伤”到“强化悲剧”。对于喜欢求新求异的汪曾祺来说，转变是必然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文坛边缘人的自得其乐和在时间的淘洗中老年心态的“返璞归真”是汪曾祺进行“变法”的原因。汪曾祺九十年代小说创作变化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在于:诗意与荒诞——对世界的全面认知。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清浅诗意，九十年代的汪曾祺小说创作以揭示世界荒诞本质为主线。从诗意到荒诞，是汪曾祺对自己创作的扩展和充实，汪曾祺形成了自己对世界的全面认知。另一方面在于:压抑与觉醒——对悲剧精神的呼唤。汪曾祺不再规避与自欺，他揭开乌托邦的纱幕，展示了小说创作的主体性和真实性。汪曾祺勇于揭露人性的痛苦，并开始勇于承担这种痛苦。这在悲剧精神缺乏的中国文坛显得别具一格，汪曾祺也在用自己的独有方式唤醒整个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