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似乎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在学术界热火朝天地讨论后现代理论、文化转向等问题之际,现代性似乎确实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实际上现代性的光环并未褪去,在启蒙思想传播近三百年的今天仍然对我们的社会体制与价值观念存在难以估量的影响。众所周知,从马克思·韦伯阐释的现代性的“启蒙理性”到消费社会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现代性走入了它的反面,从一种解放人的力量转化为一种束缚人的桎梏。然而,随着现代性批判的呼声愈演愈烈,1980年哈贝马斯发表著名演讲《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以来,现代性问题又重返人们的视线。他认为“后现代”不过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批判与质疑的一种富有激情的口号,实质上,是将后现代主义的问题纳入到现代性的研究视域中,“充满信心在现代性传统中改造现代”。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举步维艰,自洋务运动在表层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来,中国在技术、经济、政治的现代化转型中将文化现代性的问题暴露出来。社会的道德秩序与价值观念仍处于无序的困境之中,一味沉浸于财富的急速增长、物质的日益丰裕,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文化价值的建构,并没有吸收西方对现代性反思的成果。具体到当下的中国设计,批量化的生产模式、急功近利的心态与一味地抄袭与模仿,中国设计失去了个体的创造力与高品质的文化价值,而陷入“中国制造”与“山寨文化”的尴尬。因此,本篇论文不仅仅满足于对设计本体的研究与分析,而试图在更为广泛与全面地视域中思考设计的深层问题。本文首先阐释与梳理了西方现代性研究的成果与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选择,以此为理论的支撑点展开设计现代性的研究,而后从现代性的悖论分析着手,揭示设计现代性中同样存在“理性”与“反理性”的矛盾,现代设计的发展不断地遵循合理性的价值观,但同时其背后又潜藏着文化价值的危机,当设计现代性的“理性”发展到某种程度而异化为一种“工具理性”之时,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社会”的本质便逐渐暴露出来。随后,笔者将现代性的研究转向中国本土语境之中,以史为鉴,从晚清“前现代”社会的转型、民国时期“曲折的现代性”、新中国时期“探索的现代性”与改革开放“渐进的现代性”的时间线索,对中国设计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历史回溯,来深入阐明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复杂遭遇。中国设计在现代化转向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从社会学的视野分析得出中国设计困境的症结还在于缺乏启蒙理性精神的输入,启蒙思想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公平”之理念并没有内化到设计理想之中,设计的效用仍然停留在形式的滥用与表层的叙述,在多数情况下成为一种快速获得利润与效益的粗陋的工具,而非一种承载社会理想与文化观念的价值载体。此外,消费社会主导下的中国现代社会,设计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本质,在拜金主义的诱惑下盲目诉求“奢华”与“多余”的设计。基于西方现代性批判的成果,中国现代设计应当着力于文化价值与社会道德层面的表达,并且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现代设计发展的模式,需在全球化语境中寻求“设计自主”与“设计自觉”。那么究竟如何透过“设计现代性”的重新定位、社会学思维以及社会学机制的调节来最终实现中国设计现代性的重构,是本文在最后论述的核心问题。本文贯穿始终的命题,是关于设计现代性的批判指向与自我完善。主要谈论了现代性是什么,何谓设计现代性,现代性设计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在功能主义的概论中：如何超越现代性?超越有没有意义?无视现代性的代价,中国设计是否能够实现价值转换,设计：理性与感性,设计的观念价值与人等诸多问题,旨在对当下中国设计批评提供更多思考的价值起点,从而推进设计领域现代性知识谱系的重建与“再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