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该现象在帮助万千学子实现大学梦的同时也对大学生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不仅存在一部分大学生就业难、失业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从事着与自己受教育水平不相匹配的工作,从而出现了过度教育。过度教育概念最早由Freeman(1976)提出:大学生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了其工作所需。由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扩张较早,过度教育理论相对成熟。关于过度教育研究大致分三条思路进行:第一是侧重于如何准确测度教育与职位间的匹配程度以识别过度教育的真实性。第二是依据劳动经济学中经典理论模型重点探讨过度教育的成因及其状态依赖特征。第三,很多学者集中分析过度教育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影响,重点是过度教育的工资惩罚效应及由此引致的高等教育内部工资不平等的上升。关于过度教育对工资的惩罚效应研究中,大多数实证研究运用截面数据分析,Verhaest&Omey(2012)在分析年轻佛兰芒工人的纵向数据库时,得出结论:遗漏能力变量问题会引起向上的偏差,而测度误差问题会引起类似幅度的向下的偏差,两者会相互抵销。Korpi&Tahlin(2009)运用瑞典的纵向数据库(1974-2000)研究,结果表明:当能力偏误被控制时,教育不匹配对工资的影响实质上不会改变,并且工资惩罚效应也不会随时间而消逝。对比国外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我国高等教育跨入大众化门槛所历经的时间较短,并且由于微观数据的缺乏,大部分研究也集中在截面数据上进行分析。但截面数据分析无法解决微观数据不可观测异质性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最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我国过度教育现状,进而计量分析了我国教育不匹配对工资的惩罚效应。本文基于平均值法测算的我国过度教育结果显示:2010年为18.26%,2012年为14.06%,2014年为19.88%。总体来说,我国过度教育发生率呈现一直增大的趋势。本文关于过度教育对工资的惩罚效应结果表明:通过对比混合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当用平均值法测算过度教育水平时,混合模型的估计结果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类似,对随机效应模型而言,需求的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工资对数会增长27%,而过度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工资对数会增长16.7%,教育不足年限每增加一年,工资对数会降低6.5%。然而,在固定效应估计中,即除去遗漏变量偏差以后,需求的教育年限回报上升到30.3%,过度教育年限回报稍升到17.9%,而教育不足年限回报下降到6%。当运用平均值以及众数法测算适度教育年限、过度教育教育年限、教育不足年限后,以往基于工具变量法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系数的绝对值增大,暗示着局部偏差的存在。而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去除测度误差以后,对需求教育年限和过度教育年限的回归结果会有所下降。具体表现为需求的教育每增加一年,工资对数会上升17.4%,而过度教育每增加一年,工资对数会上升4.7%。即当控制了遗漏能力偏误及测量误差后,过度教育的工资惩罚效应进一步加大。为了阐述事业中断对教育不匹配的影响,即验证职业流动性假设在我国是否成立。本文估计了一个多元Logit模型。除了引入常规变量(性别、年龄、经验),我们对以下情况对过度教育、教育不足可能性的影响也很感兴趣:(a)因跳槽换工作(因为员工的跳槽意愿明确,中间的空窗期可能不长),(b)雇佣状态的改变,鉴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这里指辞职。实证结果表明:与预期不同,对于就业变化和活动状态转换对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发生概率的影响,结果大多数是不显著的,只有中等教育水平下,辞职对于教育不足发生率的影响是显著的。所以,我国的数据不支持职业流动性假设,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国员工跳槽和辞职的意图、想法与其他国家不同。本文中我们为了检验教育不匹配和人力资本相关方面的经验联系,验证人力资本补偿假设在我国是否成立,我们将职业教育不匹配和四个人力资本指标联系起来。包括劳动力市场经验,健康状况、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过度教育和一般技能正相关:工人的工作对其需求的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工作经验增加8.1%,解释为:工作对员工的教育年限需求越高说明该工作水平越高,那么该工作中员工的经验水平也越高,工作所需得教育水平和能力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超过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虽然稍弱但仍然显著为正,即工作所需的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口头表达能力提升9.5%个单位。过度教育和健康有稍弱的相似的正相关关系,而对恰好匹配的回归也为正,而对教育不足的回归比教育过度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意味着教育不足的对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大,而理解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相似。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了人力资本补偿假设。过度教育影响着家庭的教育决策,降低劳动者的职业满足感和健康状况,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为了减小过度教育产生的消极影响,本文提出如下政策涵义:首先,要调整教育支出结构,改善教育经费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三级之间的支出结构,加大在基础教育和技工职业培训上的投入。其次,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为较高教育水平的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降低过度教育的发生率。最后,教育投资的主体应该充分转变思想观念,不要将高等教育作为唯一的选择,人力资本的投资应该与市场需求相结合,避免因过度教育的发生而带来教育经济价值的损失。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1)运用一致估计量强调文献中发现的被遗漏的变量偏差问题和测量误差问题(2)尝试协调劳动经济学中工作竞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教育不匹配对工资影响的解释有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