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清代春秋谷梁学的各方面成就进行总结和研究。具体探讨清代春秋谷梁学如何承接和超越前代、它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历史地位。这既需要宏观的把握,又需要微观的考察。 春秋谷梁学的发展,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以解释《春秋》的《谷梁传》为起点,《谷梁传》在传解《春秋》中,产生以“王道”思想为根核的主体精神,体现了“鲁学”的特色。辗转口授至汉代,汉宣帝因春秋谷梁学为“鲁学”将其立为官学,短暂“大盛”之后失去官方支持,历代春秋谷梁学均在“私学”的格局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两汉为章句之学,魏晋为注解之学,唐代为义疏之学。而中唐以后,啖赵新春秋学派以“专已之学”开启宋人以空言说经之风气,学者们相继摆落汉唐注疏,疑经驳传。此一“空言说经”的治经路向,至元明二代积久不迁。 从晚明至清初,陈第、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毛奇龄、阎若璩、胡渭诸大师鉴于前代束书不观而造成的空疏学风,号召“知音考文”,回归原典,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走汉宋兼采的道路。延至乾嘉之时,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学者取径经史考据之途,或株守汉学门户,或“实事求是”,均为专门汉学。在汉学如日中天之时,其“破碎大道”的弊端以及与现实的疏远,使常州学者复兴“缘经术为治术”的西京(西汉)今文之学。清代学术大势,明显呈现为清初、乾嘉、道咸以后三期。春秋谷梁学的发展演变,大体与此相应。不过,因其发展的特殊性,以阮元《皇清经解》的编纂为时间界标分前后二期,似乎更为确切。清代前中期研究春秋谷梁学的学者不多,特别是少专家之学,成就也不太高。在晚清今文经学复兴和“汉学”适度活跃的大背景下,春秋谷梁学迎来了大发展。此期,谷梁学者之多,治学路数之广,著作数量之大,以及学术成果的水平及其价值之高,达到了两千年来春秋谷梁学的高峰。 综观清代春秋谷梁学的众多学者和著述,明显具有“多路”演进的特点。具体来说,在以下三大领域取得超越前代的可喜成就: 其一,回归汉唐的新注新疏。以钟文燕《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廖平《谷梁古义疏》为最突出,两家新注疏的思想与文献成就各具特点。钟文烝提出“正名而尽其辞,以明王道”作为《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的主体思想,可谓卓见;在资料的丰富性方面,《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也超过晋唐范宁、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廖平《谷梁古义疏》纠正何休、郑玄、范宁注疏之错误,在体例上又开辟自注自疏的注经新路。此外,在以“礼制”辨分今古文家法方面,《谷梁古义疏》也克服了《春秋谷梁传注疏》混合家法的不足之处。 其二,《春秋谷梁传》义理的归纳与新诠释。柳兴恩《谷梁大义述》、许桂林《春秋谷梁传时日月书法释例》,对《春秋谷梁传》的书法义例进行了归纳。柳著还对《谷梁传》的礼制、异文、经师、师说等加以总结,成为初步研究历代春秋谷梁学成就的较早著作。此外,清代学者对春秋谷梁学思想义理方面也有阐发。侯康《谷梁礼证》在清代中后期与“以礼代理”治学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