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采尔在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两年后契伦提出“地缘政治”(德文Geopolitik)的概念，就标志着地缘政治学的正式诞生。地缘政治学诞生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其在国际关系和现实政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影响着各国内政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国古代拥有极为丰富的地缘政治实践与地缘政治思想，自西周至西汉时期一系列复杂的地缘政治演变中，孕育出中国古代帝国第一阶段的地缘政治骨架来，其对于后世的地缘政治结构具有深远的奠基意义。　　一　　地缘政治学是研究在特定的时空格局之下，政治行为体与地理环境之间、地缘政治区域之间互动关系的综合性学科。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也相应地具有动态性、整体性、历史性、空间性、政治性、交叉性、人为性等相关特性。　　由于西周天下秩序的特征所在，地缘体系最为隐秘而不为强调，地缘政治活动也隐藏于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人伦体系最深处，《周易》里虽强调了地险的意义，但系统的地缘政治思想并不见于西周时期。伴随着地缘政治活动的逐渐展开，春秋到战国时期地缘政治思想大量出现。在经历着天下秩序经历变体到失序的历史演变中，“道”、“术”也经历着为“天下”裂的历史过程。观乎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乃至力主王道的儒家在内，无不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地缘政治的烙印。纵观先秦文献，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地缘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法家与纵横家之中，兵家所强调的地理因素多是军事地理学意味上的内容，绝大部分不具有地缘政治的宏观意味。此外，一向不被学者所重视的儒家、道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有自己的地缘政治主张。进入帝国时代，由于天下一统的新格局，地缘政治思想的活跃程度远不及先秦时期，汉代的地缘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于贾谊的《新书》与《盐铁论》中桑弘羊的相关论议之中，汉初的贾谊主要是思考如何通过地缘政治的方式以解决王国问题与匈奴问题，其成就主要体现于解决王国问题上;而身为武帝开拓四境的重臣桑弘羊亲身参与了武帝时期一系列地缘战略的决策与执行，其凸显出国家管制经济对于外捍匈奴、内驭诸侯的重要意义，并在武帝时期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提出了边疆内地“肢体—腹心”说。从先秦到秦汉帝国时期，地缘政治思想也经历着竟雄式向着控驭式转变的历史过程。　　二　　西周时期，周人以西部边陲之小部族而入主中土，面对辽阔的大平原与斯时实力犹存的殷商遗民，创造性地实行了寓地缘于血缘之中的封建制度，在这一宏伟地缘政治擘画渐次开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西周通过营造东都洛邑而实现了渭河平原与伊洛平原的历史性结合，并通过分封齐、鲁等国而将这一地缘联合拓展至山东半岛附近，从而建立起控驭北中国最重要的地缘轴线;而其在南向则继承了商王朝对江淮地区的经营，自洛邑向南经豫西山地绵延以至于南阳，隐然成为经略江汉、江淮的又一轴线，而其中南阳尤其处于枢纽地位。在北向的晋中、晋南地区亦有霍、唐、虞等重要封国，不过此一线在西周时期相对沉寂。总体言之，西周以洛邑为中心构建了十字形架构的地缘政治结构，横向地轴为宗周—成周—齐、鲁一线，宗周为根本所在，成周为控驭东部之大本营，而齐、鲁则为其前哨，于地轴之两侧诸多封国呈放射型展开，北及幽燕，南达江淮;从纵向观察亦有一隐形之轴线，其北依太行、南连南阳，前锋则直指荆楚核心的江汉平原，东出则势关淮水。从根本上看，西周坐守关中而东向进取，依托众多的封国而开辟了以西驭东的地缘模式，从这种意味上看北至幽燕，南至淮水都是广义上的东方，唯独南阳江汉一带算是自洛邑而南的一个延长线。这大抵是西周立国的基本地缘构架所在。　　平王东迁之后，西周的纵横地轴之上孵化出晋、楚、齐、秦四大国，基本主导着春秋时期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大势，与此同时，东南的吴、越二国也成为轴线格局之外的异数，显示出惊人的地缘能量。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后大大改写了春秋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自兹始晋国主导北中国地缘局势的状况为之而发生根本变化，及至秦惠文王南并巴蜀而建立起秦蜀地缘联合体后，新地轴已是具体而微，战国中后期的历史即是秦人假新地轴之实力以冲击旧地轴之形势并最终席卷天下的历史。　　三　　秦统一六国的同时实现了新旧地轴的合璧，而随着蒙恬的北击匈奴而将国防线推进至阴山一线，北向地轴实现了空前的完固。扩大化的关中成为帝国控驭东方的根本。但是随着秦人在南北疆的大举拓展而造成了中空的局面，而又因为秦人自恃武力而摈弃了对人民基本的人文关怀，及始皇崩后未暇，陈胜振臂首倡而关东反秦势力如燎原之势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埋葬了强大的秦帝国。　　纵观秦汉之际不同势力的纷纭之争，皆与地轴有莫大之关联。项羽分封对于东西地轴皆加以肢解，而其自居于这一中轴线的中央以图控驭东西之形势，而齐地能在秦汉之际形势自任与其完固的形势不无关联，而正是这一完固之齐摄其后终于拖住了项羽之楚而令其被迫两线乃至数线作战，以至于沦亡。韩之后封而数亡与其当东西交争之要道不无关系，东魏为项羽所据而旧地轴上之西魏虽是其战国时之故地，然则河东究竟沦丧过久而经由秦人之地缘改造后其民众基础荡然无存，是以刘邦得以渡河而劫魏王豹之兵，韩信渡河而豹束手就擒。赵国能在秦汉之际有抢眼之表现与其占据旧地轴之北段不无关系，而当其历井陉之败，斯无赵矣。项羽虽雄武盖世而楚军虽勇冠千军，然则待到新旧地轴分而再合而南北地轴再次联合之时，已是疲于奔命之局，其九郡之地终于成了四战之地。是以当天下纷乱之时，帝国之郡县疆理焕然解散，水落而石出，以自然山河之限的四向地轴再次发挥出其强大的功能，可谓当之者兴，失之者亡。　　四　　刘邦最终定都关中乃是由于其“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独特地缘战略地位，但是这种地位随着冒顿统一匈奴而随着被打破。西汉初年，不仅要面对东向的王国问题，还在漫长的国境线上面临强大而统一的匈奴帝国的地缘冲击，战略压力极大。这种情势乃是西汉初年实行对匈奴妥协的和亲政策的地缘政治背景。这一政策所造就的相对和平的地缘环境为汉初诸帝不失时机地解决东向的王国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西汉初年，刘邦在夺取天下之后马不旋踵次第翦灭了异姓诸王，刘邦一则为惩秦孤立之败的教训，二则鉴于当时汉初军功侯势力强大之现状，开始大封同姓诸王，并确立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原则，假血缘之纽带以实现地缘控制再次成为汉初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局面很快随着血缘的日渐淡化而成为汉廷的潜在威胁，文帝时期利用诸侯国无后、有罪及诸侯王去世等机会而实行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剖分齐国为六、淮南为三，而与此同时强化对皇子的分封，实行“以亲制疏、以近制远”的策略，从而将王国问题的解决向前推进了一步，文帝的种种处置使得横向地轴呈现出重心逐步西移的趋势。景帝时期在文帝的基础上厉行削藩而终于激起了七国之乱，景帝挟战胜之威一方面进一步析分王国，一方面从制度上收回王国的事权，从而将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随着景帝的削夺王国支郡举措的展开，东向地轴呈现出日渐虚无化的倾向。　　五　　随着武帝外事四夷而拓展四疆的事业的展开，到宣、元之世西汉帝国的疆域有了一个很大的拓展。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西汉帝国的地缘政治骨架也由此而奠定，在辽阔的疆域之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轴线地区。元朔二年，随着河南地的收复而北向地轴再次回归;而南向地轴在武帝时期也作为独立的地缘辐射中心向西南和东南两个维度分别演绎出不同的新内涵;而随着武帝的广关，以大关中格局为特征的纵向地轴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西向，随着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的胜利，汉廷渐次开始了经略河西与西域的事业，这是汉匈对抗在西北地区的继续，在这一过程之中，西向新地轴实现了历史性的延拓，随着神爵二年西域都护的设置、甘露三年韩邪单于的来朝及建昭三年郅支单于被诛，有汉以来的匈奴问题最终定格。而在东向随着武帝时期推恩令下而王国日渐析分，东向地轴也随之而消解，但是有鉴于秦代郡县制在控驭局部地缘区域的支离破碎之弊，随着刺史制度的建立，东疆刺史所在地区亦隐然有地轴的影子。而在纵向地轴之东部疆域，东北疆定朝鲜而置四郡，于其南则收两粤而置九郡，皆是蔚为壮观的地缘新拓展，而汉廷在东北疆的地缘实践乃是对匈奴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放在汉匈对抗的大格局之下，斯时东疆之地缘活动的意义则在其次。总体观之，自武帝以来，地轴格局在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结果乃是在地缘政治的架构上再次呈现出西周时期的十字形架构模式，所不同的是武帝时期的纵向地轴在东、北、南三个方位上都有延展，而呈现出所谓的大关中格局，而随着汉匈对抗的深入而汉廷经略河西与西域事业的展开，西向地轴实现了历史性的展拓，而斯时之东向地轴随着王国问题的解决而仅仅依约于刺史州部之间，不易显见罢了。这种变迁乃是西汉的帝国地缘政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相应地奠定了帝国地缘政治的基本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