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作为维系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一种机制,在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对于古老的历史学来说,社会控制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概念,但作为维持和控制社会秩序的手段,社会控制的思想理念从未在人类的历史中缺席,可以说,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存在其特定的社会控制模式。在中国古代,这一概念虽然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却早早就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并表现出不同于西方文明控制手段的显著特点,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礼俗进行社会控制的模式。利用礼俗进行社会控制的思想从先秦时期就开始萌生了,但最终得以实践和完善是在汉朝。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继秦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疆域更加广阔,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却延续统治四百余年,始终保持着比较稳固的社会秩序,避免了秦二世而亡的结局,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有效的礼俗控制手段。因此,以礼俗为切入点,梳理汉代礼俗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力求实现对汉代利用礼俗进行社会控制模式的深入分析与考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和促进汉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并为我国国家与社会治理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意义、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由于本文是以礼俗作为切入点,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因此用了较长的篇幅分别介绍了汉代的“礼”、“俗”以及“社会控制”相关学术动态。第一章为“礼、俗之渊源”。主要是对一些相关概念的分析,包括礼、俗的起源与内涵、礼俗之间关系以及礼俗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通过对礼、俗起源的梳理可以发现,礼和俗本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概念,但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联动,前者代表了国家制度的约束性,后者则代表民间生活的自发性,但二者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大传统固然能够驾驭小传统,表现出“以礼驭俗”这样的理想中的社会控制模式,但俗本身对礼也存在着渗透抵触,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一种能够双向调适的社会控制机制,呈现出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社会文化形态。这也是汉代礼俗控制的基本特征之一。第二章为“汉朝建立前的礼俗背景”。包括周礼体系的建立与崩溃以及在汉朝之前人们对重建礼俗秩序的种种尝试。其中儒家学者对先秦礼学思想的重新整合成为汉代礼制建设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而秦始皇企图用法令来匡饬异俗的失败则为汉代风俗的控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三章为“汉代的礼俗控制思想”。“礼治”,即“以礼治国”,指的是根据礼的伦理精神和制度建构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统治方式,“礼治”思想在汉代的确立,历经了从西汉初期的形成阶段、武帝到宣帝时期的确立阶段、再到东汉时期的成熟阶段,最终形成比较完备的礼治思想体系。而相较于礼治思想,汉代的风俗控制思想则基本一以贯之,除西汉早期的“从俗”、“因俗”思想之外,批判时俗的风俗意识和移风易俗的风俗主张是为当时的主流。第四章为“汉代利用礼进行社会控制的实践”。包括礼制建设、礼学复兴、礼法整合、礼义推广等诸多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举措,汉代统治者实现了对礼的制度化、文本化、法律化以及社会化,自此之后,“以礼治国”不再仅仅是一种思想主张或政治理想,而是融合制度、教育、法律以及社会道德规范为一体,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礼乐文明体系。第五章为“汉代利用俗进行社会控制的实践”。相比于礼治实践,汉代的风俗控制实践内容更加繁杂,手段更加多样,相互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因此本文在介绍之时,依据是否形成了明确的制度规范将之分为制度实践和其他具体实践,但在实际上,二者存在着明显的重叠部分,如设立三老以宣教化,既属于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又存在于于地方社会对于风俗控制的自发实践,这正是汉代礼俗控制国家约束性与民间自发性相互耦合的重要表现。而与基本上由国家主导的礼治实践不同,汉代的风俗控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社会的自发性,形成了典范和舆论负责引导、道德和礼义负责教化、法律和政令负责规整,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格局。第六章为“汉代礼俗控制的特点和效果”。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其存续时期长达四百余年,却始终保持着比较稳固的社会秩序,避免了秦二世而亡的结局,在这其中,其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的礼俗控制模式,持续时间长、手段比较丰富,并展现出礼俗联动和民间力量的自发性等特点,不仅在当时有效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之后历代统治者所借鉴,对后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控制模式,在具体的实践摸索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抵触和反复的情况发生,并在当时产生一些负面的反馈,这也是格外需要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