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与常人不同,加上生理特征存在差异,跨性别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运动中的参赛资格始终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世界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法治发展水平不同,对跨性别运动员身份认同的相关规定也不尽相同,主要是从人权法、反歧视立法、体育法等多个层面为跨性别运动员享有参赛资格提供了法律依据。跨性别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与国际体育运动中的“性别检测”规则密切相关,从20世纪早期外科检查法到中期染色体及基因检测法,再到21世纪的雄激素水平检测法,这一演进史也是参赛资格从无到有的过程。国际奥委会曾颁布了《女性雄激素过多症条例》等参赛资格条例,其中要求进行激素治疗、降低雄激素水平的规定被认为侵犯了跨性别运动员的健康权、隐私权、不受歧视权等人权,从而引起了许多纠纷,例如著名的南非塞门亚案,受到了体育界、法律界、医学界等领域的高度关注。对跨性别运动员参赛资格作出限制的目的是保证体育比赛的公平竞争,但由于权利等级的不同,它不得凌驾于基本人权之上,而参赛资格的本质正是人权,它具有优先性。由于无法量化雄激素带来的竞争优势,国际奥委会最新的指导方针已删除这一指标,未来将以何种标准界定体育性别要依赖于医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如何在不侵犯基本人权的前提下,合理且科学地限制跨性别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实现保障人权与体育竞争之间的平衡,是国际体育组织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对此,我国目前存在立法缺位、纠纷解决机制滞后、社会接受程度低等问题,通过对CAS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并对域外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能为我国提供有益的经验参考,加强相关领域立法,尽快构建专业的体育仲裁制度,推进性别平等教育,反对性别歧视,保护跨性别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跨性别者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