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甘宁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沿海口岸的对外开放,这一地区也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国际市场需求的推动下,羊毛等畜牧业产品日益商品化、市场化和外向化。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以1894—1937年甘宁青羊毛贸易为中心,考察一个具有民族特质的商人群体——回族商人,并对回族这一独特民族的宗教、文化,以及建立在独特宗教、文化基础之上的回族社会的各种制度,诸如寺坊制度、婚姻制度、经堂教育制度进行探讨,进而说明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及各种制度,才使回族本民族间有了一种独特的内聚力,也恰是这种内聚力,使回族穆斯林在其家园之外有一个比汉族更为广泛社会关系网络。借助于这种关系网,近代甘宁青的回族商人也将其自身网络化,从而把他们所从事的以羊毛贸易为主体的商业活动嵌入到他们的社会关系之中。本文分四部分加以阐述。首先,对回族商人在甘宁青地区的兴起和发展作了追溯,进而说明回族商人在同治回民起义之后重新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一支活跃的商业群体的基本情况,强调这支商业群体在晚清至民国年间甘宁青地区的商业活动,尤其是在1894——1937年甘宁青的羊毛贸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次,分析了甘宁青的羊毛产业、羊毛贸易、贸易市场和贸易组织以及羊毛的水路运输情况,强调在近代甘宁青的羊毛贸易中,无论羊毛收购、还是羊毛运输中,回族商人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分析回族作为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有着和汉族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一基本情况。伊斯兰教文化不仅使回族善于经商、乐于经商,而且还使广大的甘宁青回族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促使甘宁青的回族社会有一种比汉族社会更广泛的一种社会关系网。近代甘宁青的回族商人正是借助于这种社会关系网,将自身网络化,进而把以羊毛贸易为主体的商业活动嵌入到他们的社会关系之中。本文拟以西道堂为个案,对此加以进一步分析和说明。第四,主要从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两方面分析了回族商人在甘宁青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