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县调查表明,改革开放40余年来,乡村黑恶势力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并发生了重大变迁。一是,乡村黑恶势力的日常生活空间逐步从乡村社会迁移到县域社会的中心城镇,这种迁移既是为了规避乡村社会的日常规训,也是为了攫取城镇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但乡村社会仍然是乡村黑恶势力获取经济利益和精神寄托的重要空间。实践中,这种迁移使乡村黑恶势力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江湖网络不断扩展,增强了其对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威胁能力。在日常生活空间迁移过程中,乡村黑恶势力的退出机制发生了从传统的“婚姻型”退出机制到“组织淘汰型”和“成功型”退出机制的转变。二是,“讲狠斗勇”“资本”和“关系”陆续成为乡村黑恶势力生成中的三大要素,相互之间互动关系明显。其中“讲狠斗勇”为传统型要素,其地位在乡村黑恶势力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下降,但仍然是基础要素。“资本”和“关系”要素的地位从90年代开始迅速上升,成为乡村黑恶势力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三是,乡村黑恶势力的行事策略逐步从一元的讲狠斗勇策略发展到“讲狠斗勇——氛围营造——隐性策略”的多元行事策略,凸显出乡村黑恶势力的价值追求从“名”到“利”的现实转变。四是,乡村黑恶势力知识传播路径从乡村居民日常拉家常、校园越轨青年议事等线下空间逐步扩展到网络直播、论坛等线上空间,呈现出线上线下互动的传播态势。传播内容呈现出城乡黑恶势力知识大面积交融局面,并衍生出诸多新型乡村黑恶势力知识,撕裂了传统乡村江湖格局,提高了乡村黑恶势力的防控难度。五是,乡村基层治理困境导致乡村黑恶势力需求市场不断演绎,出现了普通村民、乡村精英和基层官僚构成的三重乡村黑恶势力需求市场,并且三重需求市场之间高度耦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乡村黑恶势力的生成、发展是以改革开放后国家基层权力调整为背景的,并呈现出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力的下沉、回缩和再进入高度关联的现象。为此,论文围绕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再进入的时代背景进行探讨,尝试构建起乡村黑恶势力的治安防控机理模型。一是,弥合国家与乡村社会联结领域间可能滋生乡村黑恶势力的裂痕。使国家与村级组织、国家与村民、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联结领域切实发挥起利益、意识以及情感的联结功能。二是,推动法律型秩序走进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以公安派出所为代表的国家力量要拉近与乡村居民之间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关注乡村居民对矛盾纠纷化解的全息性诉求。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使乡村居民化解纠纷、对抗乡村黑恶势力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能够得到同步增长。三是,对乡村黑恶势力群体开展组织化防控。以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为抓手,增强乡村基层组织在乡村社会的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对乡村社会散众群体的吸附能力,以弥合乡村空间可能滋生乡村黑恶势力的间隙。重塑乡村基层组织对乡村黑恶势力的防控观念和防控能力,实现乡村社会对乡村黑恶势力的防控从“个体防控”走向“组织化防控”。四是,提升对乡村黑恶势力知识生产载体的控制能力。通过打击整治破解乡村空间存在的乡村黑恶势力知识氛围,压实监管责任,形成行业自律,破解线上黑恶势力知识传播路径。消解乡村黑恶势力的建构标识,增强对乡村黑恶势力集聚空间的监管力度。五是,优化对乡村黑恶势力的打击整治效能。进行组织内部动员,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业监管优势;提升公安机关的专业侦办能力,实现对乡村黑恶势力的精确打击;创新扫黑除恶的宣传动员方式,扩展案件线索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