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高等教育地方化和高等教育全球化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而且高等教育地方化正在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正像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多数一样，地方高等学校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群落中的大多数，因此，如何发挥地方高等学校的作用也将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篇论文主要围绕四个问题而展开:第一，什么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第二，高等教育地方化的现状如何？第三，高等教育地方化进展缓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第四，如何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　　作者试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开展自己的研究。首先，是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用制度—政策分析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地方化问题。其次，是提供参照系，本文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把高等教育地方化作为高等教育管理的一个范式来看待，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把中央集权管理作为参照系，探讨高等学校发展与社会经济制度等相关因素的关系，把高等教育地方化视为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第二个阶段，然后建构第三阶段，也就是作者提出的理想阶段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范式。再次，是试图运用分析工具，来分析高等教育地方化的相关问题，提出制度建设要优先考虑，政策调整要适当运用的观点。　　本篇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教育地方化是一种相对于中央集权化管理的高等教育管理范式。它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分权为导向，以自由发展作为终极价值目标，以平民论作为理论依据，主张高等教育要面向地方;它强调处理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权力分布、资源配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尤其重视处理好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关系、社会与高等学校的关系、高等学校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等，从而实现高等学校能量的最大释放，高等学校与社会的共生与共融的目标和宗旨。　　(2)作者通过问卷调查、案例研究等手段，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地方化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进程十分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经济发展水平、政府重视程度、高等学校自身的努力等等。这些研究对高等教育地方化的现状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例证，为高等教育地方化提供了一幅现实图景。　　(3)高等教育地方化是制度与政策博弈的结果。高等教育地方化管理范式和实践的产生，其政策背景是基于社会的经济转型，实质是对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否定。高等教育地方化在现实中是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分配，其表现形式是权力的转移，其实质是扩大地方政府和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地方化在成因上归类是制度和政策博弈的结果。　　高等教育地方化在中国之所以实施起来存在重重困难，其原因就在于受中国制度和政策的双重影响。在制度上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制约。内在制度表现为:在国家意识形态惯例上，注重集权传统;在文化传统上，讲求价值观的一致。外在制度表现为:在国家政治制度上，实行中央代理人制度;在学校管理制度方面，推行重点建设制度;在学校评价制度上，采取单一标准评价制度。在政策上表现为:重视分配性行为，轻视规范性行为;重视工具性价值，忽视目的性价值;重视政策空间，轻视制度建设。同时，在高等教育地方化过程中，制度与政策之间还常常发生冲突，即制度与政策的博弈。制度与政策的博弈表现在两个方面:内在的价值冲突和外在的利益冲突。在价值的冲突方面体现为:公平与效率的分配冲突;少数与多数的价值冲突;学术自由与政治制约的价值冲突。在利益冲突方面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资源配置的冲突等。　　(4)提出了高等教育地方化的制度与政策的改革建议。在未来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地方化推进的制度和政策建议为:塑造规制—服务型政府;建立高等教育“特区”;建立高等教育政策补偿机制;建立新型高等教育管理范式。　　高等教育地方化只是高等教育管理范式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对于中央集权化管理而言，是一种进步，但是，还有待于建构更加合理、更高阶段的管理模式，即“利益相关者管理”范式。它是一种理想的高等教育管理范式，其特征是各利益相关者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实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和先进性。无论是中央集权化管理范式，还是地方化管理范式，在众多关系的处理上，似乎都是模糊的、对立的。如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关系、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高等学校与教师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关系等等。而在“利益相关者管理”范式中，虽然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有利害的冲突，但是，博弈的双方都是愿意看到良好的结果，更多的是一种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