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数据的价值也越来越突出。随之为争夺数据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也不断增加。由于数据抓取采集效率高,成本低,因此,在很多公司的数据采集中,都是优先选择的。但为了最大程度的获取利益,滥用数据抓取行为,则会损害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及投入积极性,破坏市场秩序;另一方面,被抓取数据方如果滥用反抓取技术,限制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抓取,则又会阻碍数据的自由流通,进而出现数据垄断的风险,降低数据的潜在价值。面对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市场,我国的现行法律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不统一,甚至出现了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因此,为了促进数据的合理利用,平衡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维护互联网市场的竞争秩序,需要对数据抓取行为提出更科学的治理方案。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本文是在互联网市场围绕着数据的争夺愈发激烈的背景下进行了选题,从而引出本文选题的理论意义以及实践意义,即可以为更加合理地规制数据抓取行为提供理论支撑和思路,以为互联网市场营造更加稳定的竞争秩序。同时,也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了一定的综述和评析,并指出本文写作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则是从数据抓取的概念入手,通过分析数据抓取行为可以带来的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引出其行为本身技术中立性的特点。结合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和自由竞争秩序,强调数据的价值是在自由流通中得以实现。其次,明确竞争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市场秩序的均衡,在此基础上,对数据抓取行为造成的正负面影响进行多角度分析,指出只有平衡了经营者、用户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多方损益,才能体现出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此类纠纷的价值和意义。第三部分,从立法层面对我国现阶段关于数据抓取行为规制的主要途径进行了总结,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提出我国在面对不正当数据抓取行为时,法律规范的缺失以及应对措施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相关法律缺乏细致的标准和规则,导致在在司法实践中,解决数据抓取行为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时更多情况还是依赖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性条款,而对此条款的运用也存在诸多弊端,首先对具体案件中各方的利益和损害情况往往无法做出明确判断,从而导致在某方权益受到损害被忽略,难以进行及时的损害救济,破坏市场自由竞争中的公平性;其次是对数据抓取行为不正当性的界定模糊,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从而影响司法的权威。第四部分是对域外经验的借鉴,文章先后列举了欧盟《数据库保护指令》中关于“特殊权利保护”制度,以及美国《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对数据禁止抓取的授权制度。前者对通过著作权法对数据的保护过分限制了数据的流通,以此为鉴,本文认为更应坚定地从反不正当竞争的角度对数据抓取行为予以规制;后者对授权制度的改革,一方面为数据持有方提供了相应的保护渠道,同时也鼓励数据的自由流通,值得借鉴。第五部分则是对我国在数据抓取行为中面临的规制困境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认为,对与数据抓取行为不正当性的认定,并不能单纯地从某一受害方角度出发,而应该结合多层次因素,除了数据抓取及反抓取技术手段的合法性,互联网市场竞争环境的特点,数据本身的价值,以及各方在争夺数据过程中的投入都应当纳入考量范围。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数据抓取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经营者的利益以及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因此,引入更加科学的利益衡量机制,对各方利益进行权衡,使得解决方案可以尽量将利益最大化,和综合损害最小化是制定相应规制方案的基础。其次是对竞争行为不正当性的认定标准进行全方位的考量,包括从数据的授权与否,加工与否和公开与否等角度分析。而对于司法实践中所依赖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性条款的应用,则应当秉持谦抑性原则。